中国狂想曲

1998年8月，郎朗正在柯蒂斯苦苦等待一个演出机会的时候，上海大剧院落成。它毗邻上海市政府，耗资12亿元，由一家法国公司设计。也是在这一年，指挥家余隆创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世纪之交，在中国很多城市，从杭州、温州、南京到广州、成都、上海浦东，政府投资的新音乐厅和剧院纷纷建成，随之组建了很多省级乐团。2007年，耗资30亿元的国家大剧院建成，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到了2018年7月，当我跟随郎朗到青岛采访时，得知他演出的那座刚建成的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是由私人资本建造和运营的。

改革开放后，古典音乐在中国成为潮流。它在中国的地位还有一些特殊之处：历史上，它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审美对象，和高雅品位联系在一起。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也把“美”与德、智、体、劳放在一起，音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学修养。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钢琴热”就已使钢琴厂供不应求。到了2000年，广州珠江钢琴厂成为了世界第二大钢琴制造厂，年产量20万台。2003年，21岁的郎朗成为欧美最卖座的钢琴明星，许多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学钢琴改变人生。2004年，《深圳日报》报道，中国已有3800万钢琴琴童。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走向与美国背道而驰：2002年到2007年，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已经开始酝酿因票房和赞助资金减少而形成的财务危机。美国音乐评论家正怀疑未来钢琴这件笨重家具是否还能在公寓里找到空间时，在中国，这件乐器在越来越多家庭中获得了位置。在中国真正稀缺的却是国际高水平音乐演出。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一支欧美顶级乐团来华演出就能引起轰动。2011年费城交响乐团宣布破产的那一年，北京国家大剧院与他们签订了驻地合作项目，费城交响乐团将连续5年到访中国——中国市场开始成为费城交响乐团走出困境的力量之一。

1999年郎朗在拉维尼亚音乐节成名后，旋风般地在欧美各地音乐厅高密度演出，创造了许多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盛况。2005年，他在维也纳与祖宾·梅塔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那场“为了欧洲”音乐会，现场有10万观众，由奥地利电视台向全球直播；也是那一年，他与纽约爱乐乐团在林肯中心音乐季首演，由美国公共电视台向全美转播；2006年，他在慕尼黑世界杯足球赛开幕音乐会上演奏；2007年，他和纽约爱乐以及指挥大师穆蒂在纽约林肯中心连续演出四场贝多芬《皇帝协奏曲》，票场场售罄，有的场次连续八次返场。他在欧美开始获得摇滚明星所得到的那般热爱，曾受邀到白宫、白金汉宫演出——就像李斯特的演出在大众中所产生的效应一样。

2001年5月他和费城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的那场演出并没有让他得到国内的承认。回想起来，郎朗告诉我：“中国的音乐市场基本与欧洲联动，乐评随欧洲走，那时我的确还没有进入欧洲。”2002年，传奇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邀请郎朗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随乐团亚洲巡演，其中包括已举行到第五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一次回国演出的日程实际上在2001年费城演出计划之前就确定下来。中国人熟悉马泽尔，他对中国有独特的情感：1988年他曾第一次率团来过北京；他多年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身影也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为许多乐迷所熟悉。199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他用十几种语言向世界各地的听众问候新年好，其中包括中文，那是汉语的声音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回响。2002年的那次演出，让郎朗开始成为中国的明星。那时北京音乐节票价很低，国际大团的演出也不贵，向更多的人普及音乐。5年后，2007年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郎朗在一个月内和4家不同乐团合作了8场，演奏了10首经典钢琴协奏曲。

2007年，郎朗在国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主要还是邀请国内报纸，网络还没有成为主流。那时，数字时代率先在美国深刻影响了唱片业，古典音乐赖以生存的唱片和现场演出不得不面对免费网络的激烈竞争。一场财务和生存危机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就已遍及整个美国文化机构：博物馆、音乐厅、剧院、交响乐团都出现超支严重、现金不足的状况。本就与商业赞助联系紧密的这些音乐和艺术机构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那个“即便得花一大笔钱，也要创作伟大艺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资金的要求比过去更加现实。

而在中国，流入音乐厅的政府、私人和商业资金在不断增长。过去20年，中国成为建造歌剧院、音乐厅最多的国家。就在两三年前，连绍兴、嘉兴、宁夏、新疆和云南这样的地方也修建了音乐厅，乐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端。2007年，郎朗承接的越来越多的各种商业活动使他开始受到国内媒体和乐评人的批评。虽然他在美国也做形象代言，但他在国内承接下一系列诸如奶粉、银行和奢侈品的商业代言，背离了我们文化中对音乐家的期待，他的欲望和野心引起争议。那时的他却渴望让人们了解他的新处境，不加掩饰地提醒采访他的中国记者留意他身上添置的名牌服装——早年他在北京的贫困生活是塑造他人生观的难忘经历。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举办奥运会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实力证明。很快，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纽约卡耐基音乐大厅、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还有柏林和汉堡的音乐厅，都开始做中国音乐节，中国文化开始在世界受到重视。郎朗告诉我，原来在美国的中国音乐会是中国人自己看的，中国音乐节实际上就是中国城音乐节，自娱自乐。到2005年左右，这种情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2005年，郎朗和指挥家余隆率领的中国爱乐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返场演奏了《黄河钢琴协奏曲》。那是郎朗第一次在美国音乐厅演奏中国作品。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曾在指挥家尤金·奥曼迪的率领下首次访华演出，在北京与中国作曲家、钢琴家殷承宗演奏《黄河》，这支曲子也成为中美交流的鲜明记忆。郎朗的那次演出如同历史的回响，让在场许多观众热泪盈眶。两年后，他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与余隆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黄河》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7块巨型屏幕循环播放了30分钟，以此庆祝北京国际音乐节10周年。2008年奥运会上，郎朗演奏的《星光》通过直播出现在40亿人收看的电视屏幕上。电视图像让郎朗的钢琴演奏与他的形象结合在一起，送达中国和世界的千家万户，这是音乐厅、录音和广播时代的钢琴音乐演奏家不可想象的传播规模。

2009年10月，“古今回响”中国音乐节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开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乔伊斯剧院等场所，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化和音乐。那次郎朗演奏了陈其钢给他写的钢琴协奏曲《二黄》，与茱莉亚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合作。他录制了第一张中国传统音乐专辑，弹奏《黄河》《春江花月夜》等几首著名的中国传统作品，由DG唱片公司全球发行。这张唱片获得了七次“白金唱片”大奖。但让郎朗感到奇怪的是，“这张唱片在欧洲很成功，在美国很成功，但是在亚洲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并不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