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封·席拉赫曾是一名刑事案件律师，如今，他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剧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科里尼案件》被认为是德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全球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出版，前不久也有了中文版。据说，德国现任总统非常喜欢这本书，但他读完后提了一个问题：席拉赫一定要写那么多残忍的事吗？他就不能省掉一些？

的确，翻到小说的第二页，“残忍的事”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主人公科里尼的作案经过：当四颗子弹射进汉斯·迈耶的后脑勺令其殒命，科里尼把手枪放到了桌上。他站回倒在地上的男人身边，用脚把死者翻了个个儿。突然，他抬起鞋后跟，朝死者的脸踩过去，他看着这个人，又踩了一脚。而后他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踩下去，血液和脑浆溅到了他的裤脚上，地毯和床架子上也到处都是。直到鞋后跟掉了下来，科里尼才停住。法医根本没有办法计算清楚踩蹬的次数，死者的颧骨、下巴、鼻梁还有脑壳被压成了一堆。

很多人认为这是书中最残忍的一段，甚至让人读得有些不适，但正如席拉赫所说，它不能被省略。根据他处理了25年刑事案件的经验，犯罪现场的尸体上如果只有一个枪洞，那很快就可以判断为一起冷酷的谋杀，很可能是为了钱财。但如果尸体上有二十几处刀痕，则一定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因为嫉妒、冤屈、复仇等等。科里尼对死者尸体残暴的蹂躏，几乎承载了他积压了一生的愤怒。

科里尼是一个在德国做了34年工人的意大利人。这34年中，他始终品行端正，默默无闻。作案后，他闭口不言，没有人知道他和死者——这两个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更没有人明白他的作案动机。直到辩护律师的调查一步步深入，汉斯·迈耶曾经是纳粹军官的身份浮出水面，事情才逐渐明了。科里尼的父亲就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枪决的。

司法界的战后丑闻

《科里尼案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它背后所牵扯的是战后德国司法界的一桩真实丑闻：1968年10月1日，德国通过了一条极不起眼的《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它改变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失效期。这条法律看似无足轻重，以至于当时联邦议会都没有对它进行过哪怕一次讨论，似乎没有任何一位联邦议员理解这条法律的意思，也没有一个人发觉它将改写历史。而事实是，它使纳粹战犯在战后得到了轻判，有些战犯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判决，完全逃脱了罪责。科里尼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公正”。

在德国，纳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被称为“第一罪责”，而战后这桩司法丑闻所引发的后果被称为“第二罪责”。“国际上普遍认为德国人在战后真正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句话就能简单概括的。”席拉赫解释说。1945年战争结束后，德国看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实际并非如此，战后德国政府机关中所有的重要岗位，上到部长下到行政公务员，几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纳粹继续留任，原因是无法立刻找到一拨新人来承担那些责任。在德国的司法系统中，联邦大法官及各州法官也几乎都是原来的纳粹。用他的话说：“我们能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呢？他们会对那些纳粹当中的大罪犯做出正确的裁决吗？还是做出相反的裁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了解“第二罪责”的人并不是很多。据席拉赫所知，只有几个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从他们的专业层面写过一些文章探讨，读过的人很少。这件事的始作俑者爱杜阿德·德雷尔直到1996年去世都仍然是集荣耀于一身的社会名流。席拉赫决定以此事作为故事内核写作长篇小说，正是为了以一种更通俗的方式，在一种更畅销的读物中使这段历史丑闻为人所了解。

他认为，“第二罪责”甚至比“第一罪责”更加可怕。“一种罪行没有得到法律的正义伸张，几代人都将不得安宁。”席拉赫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在他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生涯当中，唯一能够帮助那些被害人的就是搞清楚事实，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相比之下，对于国家而言，要搞清楚某一个历史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则要困难得多。但不管怎样，都必须如此。否则，一段不明不白的历史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永远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人是没有办法带着那么沉重的包袱继续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