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货币政策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但与此同时，又要避免过度放水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容易。

据最近刚刚公布的1月份金融数据，多个关键指标都显著超出市场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4.6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56万亿元，人民币新增贷款3.23万亿元，同比多增3284亿元，这两个核心指标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由于市场对1月份数据关注度过高，在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甚至专门表示：“我在这里重申，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总理对单独一个月的金融数据专门表态，这也算是史上罕见。

一方面，1月份的金融数据显示当前流动性的确相当宽松，但与此同时，管理层又强调不搞大水漫灌，那么，这到底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的流动性是会继续宽松，还是会出现紧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市场难以抉择。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微妙时刻，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出现了各种声音。今年1月份，财政部一位官员甚至暗示要改变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如果实施的话，我国的货币政策将迎来历史性变革。

今年1月中旬，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表示——2019年要拓展政府债券功能……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

如果中国央行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债，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投放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央行投放货币所受的约束将大大减轻。理论上而言，央行甚至可以毫无限制地释放流动性，人民币可能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放水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投放都必须有一定的约束，否则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这种约束在货币学上叫作“名义锚”。如果没有名义锚的约束，政府就很有可能因为短期压力而放弃长期目标，在货币政策上走向自由放任，这种现象叫作“时间不一致问题”。从全球大部分国家来看，名义锚一般采取三种形式：以汇率为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或者以通货膨胀为目标。

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以前，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是央行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和再贴现来实现；第二个阶段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由于贸易顺差迅速激增带来大量外汇涌入，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开始萎缩，外汇占款的规模随之下降，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手段也由此受到巨大冲击。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些稀奇古怪的专业名词开始频繁出现，比如MLF、PSL、SLF等等，这些都是央行新创立的货币工具，专门用于基础货币投放，以弥补贸易顺差萎缩以后货币投放手段的不足。

但这些创新的货币工具也大多是短期手段，不太可能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长期支撑，因此，从长远来看，在中国外汇萎缩的大背景下，如何设立基础货币投放的长效机制，始终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难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部官员提出将国债和央行货币政策衔接起来，那么这种办法到底是否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