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雨暄）

20世纪 40年代，当身陷纳粹集中营的梅西安以一首《时间结束四重奏》对话耶稣，当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与法西斯编织的枪林弹雨中以《第八交响曲》谱写悲戚，当勋伯格提笔《华沙幸存者》，以淋漓笔墨喷射出的犹太民族撼人心魄的愤恨时，远在美国的斯特拉文斯基似乎并没有被这场硝烟与战火灼伤。1945年的《乌木协奏曲》着实与任何沉痛的话题无关。反而，与早期的三部代表作相比，这部作品中则是少了些傲慢，多了些单纯与明媚；少了些粗暴，多了些典雅与热情。这也正是迎合了新古典主义“艺术至上”的理念，脱离开社会与政治，音乐便既不是鲜花也不是利刃，它只为实实在在的听觉感受，是返本归真。

盛名之下的转身

或许我们都会认为， 20世纪初的“俄罗斯时期”是斯特拉文斯基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的相继问世，已经使他戴上 20世纪音乐大师的冠冕。而当《春之祭》在巴黎的首演引起了如火山爆发般的震动后，他又突然笔锋一转，喊出“回到巴赫”的口号，继而投身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创作中。有人说，他发起了 20世纪音乐的一场革命，但他却否认自己是一位革命者。我想，他的音乐应该是与他的人生一样，不甘停驻在某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