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树

火星崛起

如果在19世纪中叶，让一位有想象力的作家——比如儒勒·凡尔纳——预测哪颗星球将成为未来科学幻想中除地球外最重要的舞台，他大概压根不会想到火星。

事实上，在之前的2000年里，人们寄予最多想象的是月球——虽然太阳更明亮耀眼，但看上去是一团火，不容易设想可以在那里生活。但月球就不一样了，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月亮是一个“浮岛”，也常常设想在那里生活着奇妙的居民。从古罗马普鲁塔克的《论月面》（2世纪初）、琉善的《真实的故事》（2世纪中期），到近代开普勒的《梦》（1608）等等，关于月球的一个个或神秘或怪诞的故事层出不穷。到了凡尔纳的名著《从地球到月球》（1865）及其续篇《环绕月球》（1870），提出了用大炮把人打到月球的奇思妙想，将人们对月球的兴趣推到了顶峰。

不过从那以后，月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人们一直猜测月球上可能也有“人”存在，但随着天文望远镜倍数的不断增加，19世纪的人们已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离地球只有38万公里的月球表面，只有坑坑洼洼的环形山，没有任何文明甚至生命存在的迹象，月球故事也就后继乏力了。

虽然月球没落了，但似乎还轮不到火星。凡尔纳在写完月球后意犹未尽，写了一部人类搭着彗星漫游太阳系的《太阳系历险记》（1877），主角们拜访了金星、木星乃至土星，却完美避开了火星。大概因为火星既没有金星的明亮，也没有木星的庞大，更没有土星的美丽光环，怎么看都乏善可陈。

但风水轮流转，天文观测的进步让月球有生命的幻想濒临破灭，却给了火星意外的机会。1877年，恰逢火星大冲期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雷利（Giovanni Schiaparelli）用他的望远镜在火星表面看到了几组纵横交错的奇怪线条，他认为这些是“水道”，并绘成图形。他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兴趣，各国天文学家一一跟进，并相继“证实”了斯氏的发现。特别是美国天文学家皮克林（William H.Pickering）和洛威尔（Percival Lowell）更具影响力的报告，把学界对火星“水道”的兴趣传播给了大众。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洛威尔等人将意大利语的“水道”（canali）翻成了英语的“运河”（canal），引起了火星有生命的误会。这其实并非决定性原因。从科学的角度看，自然形成的河流只可能顺着地形构成平行或交汇的形态，而不可能有交错结构。这种宛如蛛网的水道应该至少部分是“人”造的。因此火星存在智慧生命是非常自然的推论。加上火星上有一些神秘的黑色区域，当时猜想是大片植物覆盖的地貌，更佐证了火星有生命的理论。

洛威尔在19、20世纪之交，连写了三本书《火星》《火星及其运河》《火星：生命的居所》来鼓吹这一观点。在这些著作中，洛威尔将火星的运河和大气层、极冠等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以丰富的想象力勾勒出一幅火星的生态全貌：北半球夏天时，北极冰消雪融、极冠缩小，水流沿着河渠流向赤道，滋润北半球的植物生长；半火星年后北半球陷入冬季，南极的冰雪又融化，南极流出的河渠水位上涨，令南半球的植物繁盛，火星人因地制宜，将河水通过运河引到农田中，灌溉了一个个绿洲……

今天很难想象，这些形如科幻小说的描述，却是认真的科学假说。科学家既然都这么认为，群众当然也就深信不疑。因此出现了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现在还没有）的奇特局面：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大半个世纪里，从普罗大众到知识阶层大都相信，我们的邻居火星和地球一样，是有人居住的世界。火星上有人存在！每次当人们抬头望见悬在夜空的红色光点时，好奇、向往与恐惧的交织情绪都会在胸中翻腾不已。

大战火星人

火星文明的存在一经科学“认证”，自然成为了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的热点，火星主题的科幻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早期的作品，如波西·格雷格（Percy Greg）的《越过十二宫》（1880）、罗伯特·克罗米（Robert Cromie）的《跃入太空》（1890），仍然只是相对简单的讽刺或浪漫故事，火星人是和人类大同小异的小精灵。不过威尔斯（H.G.Wells）的石破天惊之作《世界之战》（1897）却开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主题：故事中，火星人是从外形到内心都和人类完全不同的异种，他们跨越太空，对地球发动了残酷血腥的侵略战争，几乎灭绝了人类。

故事的主题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世纪之交，未来新科技战争的不祥之光已经闪现，科技本身也变成了强力意志的表征。如果外星人的科技远比人类先进，他们对待人类难道不能和西方人对待印第安人一样？从火星人开始，威尔斯开创的外星人入侵主题成为长盛不衰的科幻热门。又因为火星人本身的疑似现实存在，读故事的时候就不只是看小说的乐趣，而不无纪实文学的恐惧。1938年，美国一家电台广播《世界之战》所改编的广播剧时，甚至让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外星人入侵新闻，忙不迭地携家带口逃难。据说影响范围达百万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