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导演

艺术家的晚年总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分厚重，比如探讨历史和哲学，要么趋于轻盈，回溯青春或者为自己建一座精神庇护所。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显然是后者。八年前，因背疾早早处于半隐退状态的贝托鲁奇完成了自己的遗作《我和你》。那是一部献给忧郁少年的浪漫电影，14岁的男孩洛伦佐厌倦了父母和同学，他翘掉学校组织的滑雪活动，囤了一大堆零食、书、音乐和游戏，躲进了自家脏乱、逼仄的地下室，打算在那独享孤独。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利维亚却意外出现，这个正在戒毒的向往艺术的女孩加入了洛伦佐，两人共处一周，经历了一段像姐弟、像朋友，也像情侣的情感。最后，两个只想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年轻人互相鼓励，打算换个角度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经历一段隐秘的情感或自我探索，贝托鲁奇似乎独爱这种形式。《我和你》是浪漫的，像是这位艺术生涯屡遭政治和伦理质疑的导演与世界最后的和解。与《我和你》中的温柔相比，前一部作品《戏梦巴黎》依然有挥之不去的浪漫，但更残酷，其中涉及的政治、情欲、迷影、禁忌之爱和弑父情结，几乎是贝托鲁奇终其一生都反复在自己作品中探讨的议题。

《戏梦巴黎》或许是贝托鲁奇的电影中最具自传色彩的。孪生姐弟伊莎贝拉和雷奥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位有名气的诗人。贝托鲁奇也有类似的家庭背景，上世纪40年代，他出生在意大利帕尔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阿蒂利奥是诗人，也是电影评论家，他创办的电影俱乐部是意大利最早的观影团体之一。

《戏梦巴黎》里的雷奥在饭桌上痛斥父亲的虚假、无趣和集权，恨不得杀了他，或者把他扔去乡下劳动改造。男孩总是在与父亲抗争，同时不自觉地模仿他，雷奥热爱电影和文学，现实生活中，贝托鲁奇走上艺术这条路也是从写诗开始的。22岁，他发表了诗集《对神秘的探求》，并得到了举足轻重的“维阿雷齐奖”。

但几乎是在得到肯定的那一刻，贝托鲁奇就警惕地放弃了文学这条路，他转头去研究拍电影。这段迷影日子在《戏梦巴黎》里也能找到踪迹，姐弟俩和捡来的朋友美国人马休都疯狂地热爱电影，法国电影资料馆是他们心中的艺术殿堂，他们模仿电影里的情节互相打赌、调情，甚至在卢浮宫里狂奔。这段浪漫的小团体生活似乎在呼应贝托鲁奇追随法国新浪潮导演们的那段时光，《戏梦巴黎》呈现的法国“五月风暴”前的那段日子，贝托鲁奇的确经常与法国新浪潮旗手让·吕克·戈达尔混在一起。

不仅从法国新浪潮导演的电影中汲取灵感，贝托鲁奇丢下诗歌后，还早早为自己找到了新“父亲”——同为作家出身的导演帕索里尼。他成了帕索里尼的副导演，协助后者完成了电影《乞丐》的拍摄。贝托鲁奇的导演生涯也是在帕索里尼的支持下开始的，处女作《革命之前》里的人物、故事和“新现实主义”风格都有帕索里尼的影子。

性与政治

说起来，贝托鲁奇艺术生涯的幸与不幸都与他出生的时代有关。上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已成熟，艺术风格基本定型，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电影议题从“二战”后的物质贫乏转向经济复苏后的精神贫乏。而影响贝托鲁奇的另一流派法国“新浪潮”导演们也几乎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能做的只是追随他们并尽可能地加入点新观念。

因此，尽管贝托鲁奇与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等伟大的导演一样被称为“大师”，但他在欧洲电影导演中也不过是二流大师，他没能像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等一流大师一样开创自己独特的电影美学，只是站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前辈的肩膀上，成了那个承前启后的人。

但和前辈们相比，贝托鲁奇的作品更通俗，题材也更讨巧，这或许是他的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更广的原因所在。

就像刚刚提到的，性与政治，以及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情结，这是贝托鲁奇赢得受众的三大法宝。在赢得意大利普通观众之前，他先用这三个法宝捕获了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贝托鲁奇的代表作《1900》和《巴黎最后的探戈》率先帮他打开了法国和美国市场，而在当时，这两部电影都曾在意大利和部分欧洲国家遭到禁映。两部电影，前者政治里掺杂情欲，后者用情欲来逃避政治。在中国观众眼中，《末代皇帝》是史诗般的作品，事实上，《1900》所呈现的人物命运和阶级斗争更有史诗意味。电影主角是意大利北部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一个是农场主的公子，另一个是贫农家的儿子，两人从小建立了友谊。但经历了“一战”“二战”两次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两个人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导演用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转变，来呈现意大利的阶级分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