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中环是香港最繁华的街区，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一幢挨着一幢，密不透风。从冠君大厦4层的一扇窗户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著名的皇后大道中。这条被写进流行歌曲中的著名马路是中环地区的主干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开得飞快，对于熟悉北上广深市中心行车速度的国人来说，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好在玻璃窗的隔音效果非常好，把室内外分隔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来自浙江嘉兴的53岁的彭菊芬女士此刻正坐在窗边的一把躺椅上，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兴高采烈地展示刚买的运动衣。彭女士自己也是一身运动衣打扮，只是因为香港室内空调开得太足，上身多加了一件外套。她肤色黝黑，身材微胖，神情略显疲惫，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异样，不会有人知道她是一位晚期肺癌患者，而且已经和病魔斗争了5年。

这是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长条形大开间，用布帘子隔出了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每个空间里都放置了一把躺椅，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原来这里就是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的化疗室，彭女士正在打点滴。同屋还有好几位病人也在“吊水”，这是香港人的说法。奇怪的是，那几位患者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人来的，没人陪伴，其中一位中年男人一边“吊水”一边看报纸，一副很悠闲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正在做化疗的癌症病人。

“香港医院对病人的照顾非常好，管理方式也很人性化，所以香港本地患者都是一个人来吊水，吊完就走，不像内地，吊个水还要住院，一大帮亲戚朋友轮流请假陪床，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开心不起来。”彭女士的大儿子鲍家龙对我说，“以前我妈在内地做化疗，一个疗程三天，天天在医院里吐。在香港只要来这里吊两小时水就可以回旅馆了，即使要吐也是在旅馆里吐，这一点让我妈感觉舒服很多。”

鲍家龙还告诉我，同样的化疗药，不知为什么内地的副作用比香港的大，而且香港医生针对副作用开的止痛药效果也比内地好得多。以前他妈妈一直对化疗有抵触情绪，现在好多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内地医生往往只照顾病人的生理，不重视病人的心理。”鲍家龙补充道，“像癌症这种病，前期当然是药重要，但到了后期，病人的心理健康更重要。没有好的心态，病人是会被吓死的，香港医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对病人照顾得非常得体。”

彭女士的情况绝不是个案。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香港看病的内地病人都对香港医院的人性化服务印象深刻。比如，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中方雇员李歆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岳父几年前第一次去香港旅游时突发急性肺炎，被当地导游送到了荃湾港安医院。一开始老人家非常担心自己人生地不熟，看病会很麻烦，没想到那家医院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妥帖，甚至专门为他配了名普通话翻译，他有任何问题都会立即得到医生护士耐心细致的回答。退烧后老人回到上海继续治疗，就诊体验立刻差了许多，两相比较愈发觉得香港医院好。

当然了，李歆事先花了72块钱为岳父买了份医疗保险，否则的话，当他们接到4万多港元的账单时，对香港医院的好感度一定会打些折扣。同样，鲍家龙虽然才31岁，却已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企业的业主，经济状况不错。作为一名孝子，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为母亲的治疗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医疗本质上就是拿钱买命。同等条件下的两个病人，谁出的钱更多，换来的命往往就更长。但是，医疗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大量穷人因为出不起钱而选择在家等死。比如香港实行的就是全民医保政策，每一位香港永久居民都能够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涵盖范围非常广。

不过，和全球其他一些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的公立医院同样面临着医生短缺和床位紧张的困境，非急诊病人经常需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看上病，于是一些有钱的病人就会选择去私立医院看病。比如彭女士所在的香港综合肿瘤中心和李歆岳父就诊的荃湾港安医院都属于私立医院，只不过后者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私立医院，有教会背景。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采用这种公私结合的医疗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看病方式。但是，公私结合要想做得好，无论是公还是私都必须很纯粹才行，混杂在一起就会出问题。比如香港的公立医院不但覆盖面广，而且医疗服务的质量也是全球领先的，香港的人均寿命之所以能够排在世界第一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与此同时，香港的私立医院收费极为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医院能够雇用到非常优秀的医生，医疗服务的质量甚至更高。

与此类似的就是城市交通管理。任何城市，普通居民的基本交通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高端人群的特殊出行需要也要被照顾到，但大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两者必然产生矛盾。香港的做法就是投入重金发展高质量的地下轨道交通，以此来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通勤需求，从而把路面道路让给那些追求快速和舒适的高端人群。与此同时，香港的私家车牌照税和油价都非常昂贵，交管部门对路面交通违章的处罚也极为严厉，这才造就了皇后大道上的高车速。相比之下，内地的很多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私家车管理不善，交通法规执行不严，所有人都在同一条马路上抢道，最终谁也快不起来。

医疗服务也是这样。1949年后我们建立了全国性公共医疗体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效果也很不错。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医疗体系也跟着转型，各级公立医院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但这些医院名义上都还是国家的，政府仍然控制着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和定价权，其结果便是公立医院普遍受到经营压力的困扰，医疗服务水平很难提高。与此同时，私立医院又因为人事制度的原因找不到好医生，发展起来步履维艰。

于是，像彭女士这样的病人，走上了跨境医疗这条路。

好医生和差医生

为了不影响同屋的其他病人，鲍家龙在肿瘤中心的会客室接受了采访，为我详细描述了他母亲的治疗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