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最重要的”

1988年，列奥尼德·阿利莫夫第一次读到《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这还要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国内的改革，许多之前没能出版的著作因此得以出版。

“当我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立马就爱上了它，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其中描写的爱情故事。”30年后，阿利莫夫作为来自圣彼得堡的话剧导演，将以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带到北京“老舍戏剧节”，吸引他的元素依然不变：“爱情故事正是这部小说中我最想搬上舞台的部分，而不是小说中的社会背景、灾难悲剧等其他部分。”

改编者如何理解原著，观众如何理解原著，往往成为一部戏的争论所在。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名作，在30多年前已享誉世界。从1948到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用8年多时间创作这部在他的作品中自认“唯一值得看”的小说。国内出版无望后，这部小说经由意大利记者安杰利奥之手，1957年在欧洲多国出版。此后迫于政治压力，帕氏拒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进一步发酵为文学事件。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从1905到1929年间，发生在俄罗斯/苏联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还有之后的新经济政策。但在这部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贯穿性的情节是日瓦戈医生的成长史。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在日瓦戈的生命中也有三个重要女性：妻子冬妮娅，女友拉拉，还有陪他到生命最后的玛丽娜。

一个以诗歌、翻译名世的诗人，晚年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得并不寻常。1960年，在去世前几个月，帕斯捷尔纳克在与法国友人奥尔嘉的谈话中提及小说创作的意图：“我对我的同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在我们面前。时间紧迫。我想记录过去，并为那些年代俄国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骄傲。”

一个诗人对时代的发言，宏大的叙述体量，诗化跳跃的语言，改编难度可想而知。阿利莫夫在采访中告诉我，在俄罗斯，除了亚历山大·普罗2006年的电视剧改编，这部小说的其他形式呈现几乎没有，话剧改编则是首次。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我们要删减帕斯捷尔纳克的原文文本，我为此感到很心疼。我们原本想把整部小说都搬上舞台，一字一句，但这不可能。另外涉及到作品中著名的自然景色描写，同样没法照原样用画面传达”。

“我所有的剧作都是关于爱情的。如果你被一个女性爱着，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你的生活就有意义。在剧中也是如此，所有都围绕着爱情展开，只为了爱情。”阿利莫夫说。

对许多人来说，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也是日瓦戈与冬妮娅、拉拉三人之间的爱情。犹太裔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在1945年和1956年两次作为外交官访问帕斯捷尔纳克，是小说手稿的最早读者之一。在1995年为《日瓦戈医生》所写的一篇书评中，以赛亚·柏林写道：“然而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界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已经难得寻觅了，我几乎只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里，接着便只是在这部《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了这样的爱情……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

或许过于热爱原著，阿利莫夫的话剧改编，让话剧的两幕严格对应于小说的上下篇结构，除沿用小说的线性叙述结构，人物的大段台词，几乎一字不落地来自原作。过于密集的台词，不但考验演员的台词功力，某种程度上也挑战着那些不够熟悉小说的观众的接受能力。

小说中，日瓦戈和拉拉的恋情发展一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他们的几次重要会面，也成为舞台着力表现的重要场景。阿利莫夫告诉我，自己最喜欢的几幕戏，是圣诞晚会上日瓦戈看到拉拉向情人科马洛夫斯基开枪的场景，日瓦戈和拉拉在前线医院见面的一幕，以及日瓦戈死后几个女性环绕在他身边的最后一幕，来自小说原作中拉拉偶遇日瓦戈葬礼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