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8

破土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仿佛就在昨天。如果仔细分辨这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起点，应该要追溯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个时候，26岁的美籍华裔摄影师刘香成正在巴黎准备拍摄法国新总理，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整版照片，意识到这是比不久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震荡，主动请缨去中国拍摄毛的葬礼。他先到了广州，凭着摄影师的敏锐，记录下珠江两岸人们肢体语言的变化：人们虽然带着黑纱，但肩膀不是僵硬的，脚步不是匆匆忙忙的，脸上的表情也不算很伤心，反而有一种不寻常的平静。他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可以说，毛泽东的逝世不仅是一个政治符号的消退，而且是10亿中国人预料之中的震惊，人们花了远超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新思考没有毛泽东的未来。带着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有些转变是疾风骤雨般的，比如“四人帮”的被捕、“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邓小平的复出；有些则是茫然无措的，比如经济改革，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地。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文革”10年后，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1976年12月，华国锋在接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新一代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但要开启经济改革，首先要面对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一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随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转载，胡耀邦和邓小平表示了支持。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挑战了当时风行的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政策，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以实用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枷锁放了下来。

召开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宣言。74岁的邓小平再次回归，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导者。在会议公报中，明确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而且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一次“新的长征”和“广泛、深刻的革命”。尽管公报里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措施，但心态上已经开始整装待发了。

国企改革成为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重头戏。正如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所写的那样，“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政府尝试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而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派出以副总理谷牧带领的官方访问团，密集出访各国，一方面是结束在国际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现状。邓小平本人也亲自出访，其中1978参观日产汽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道：“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而国营企业“放权让利”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引入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原本以为，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国企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其复杂程度远远大于农村经济，中国企业改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总结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循环中。

在国企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突破性的改变正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农村爆发的。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毛泽东去世后，农业政策仍然建立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是当时农业的指导思想，剥夺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自由。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和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到丰收之时，这些农民所获的粮食远比他们的邻居多得多。下一个耕种季节，邻村的村民也加入其中。其实，“包产到户”并非小岗村的新发明。自1956年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包产到户”的三次回潮，但都被打压下去。这一次，以小岗村为标志的“包产到户”在政府内部经历了一年多的激烈辩论，最终获得默许。1982年1月，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在当年的“一号文件”里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概念，这一提法冲淡了一些担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当时以学生身份参与到杜润生的研究中，他阐释，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显，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自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一条国策。

与“包产到户”一起，另一项变革几乎同时在农村上演，这就是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1987年，邓小平在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将乡镇企业的崛起形容为一个惊喜：“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事实上，乡镇企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们当中有很多是从原来的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政企分开后，过去的社队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在整个8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国营企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也为它日后的衰落埋下伏笔。

中国城市的边缘力量也开始萌动。随着“文革”的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终止，到80年代初，大约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回到了城市，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而与此同时，城市里存在着巨大的个体经济需求，居民需要各种小饭店、便民店、修理铺和小商店。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经济顾问的薛暮桥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督促政府开放个体经营，让“待业青年”自谋出路。邓小平像之前以饥荒为理由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在1979年也借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率，允许城市青年做“个体户”，一时间，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决定，将个体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但一开始，雇工人数被严格限定在不能超过7人，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不久，在安溪芜湖，自称“傻子”的个体户年广久就给经济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他以炒卖瓜子起家，炒出的“傻子瓜子”引来一片叫好声，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就能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待业青年当帮手，一数，居然有了12个人。很快，一场大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用105人，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之一，但关于雇工几个人的争论仍是尘埃未定。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