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门庭冷落的阿富汗英国人公墓（British Cemetery），距离我在喀布尔的住处仅有一街之隔。抵达舍尔浦的当天傍晚，我便寻访而去，在那扇黑色木门跟前徘徊良久。尽管慵懒的守墓人早已闭门离去，尽管我要到两天之后才能入园一窥究竟，但那个傍晚，我已经确知：那扇门背后，藏着引领我抵达这里的一些原因。

这处悬挂着“英国人公墓”铭牌的小小墓园，安葬的远不只是魂归异乡的英联邦诸国公民。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外来者共同体：160多年以来，凡是亡故于此且无意接受伊斯兰教丧葬习俗（非穆斯林安葬后不得立碑凭吊）的外籍人士，无分种族、肤色、年龄，经协商后皆可埋骨于此。从死于劫匪枪下的美国商人到德国医生早夭的幼子，从丹麦旅行作家到俄国外交官，基督徒与无神论者、历史名人和白丁之士，在世界尽头的这处小园内承当了相同的命运。那堵不算高大的院墙则将他们和周围的街道隔离开来，从而标定了“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界限：尽管他们魂归于此，但终究仍是和阿富汗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我真正踏入院墙背后，是在一个烈日灼人的下午。守墓人马哈茂德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这块小小墓地并不归阿富汗政府所有，而是英国大使馆直接管理的特殊地产。90多年前，马哈茂德的曾祖父从英国使馆杂役的工作上退休，接过了看守和维护墓地的日常任务，最终把它变成了一项代代相传的家族性使命。通过观察墓碑上铭刻的死者国籍、职业以及去世年份，几乎可以汇总成一部19世纪以来的阿富汗对外关系史。起初入葬于此的只有英国军人、探险家和外交官，随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医生、商人和记者；病故联合国援外专家和苏联人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陡然增加，最后则是2001年以来的冲突中战死的外国军人。

在一堆堆字迹黯淡的碑铭中，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爵士立有白色十字架的墓穴无疑是凭吊者数量最多的。这位伟大的中亚考古学先驱、敦煌学奠基人在1943年秋天抵达阿富汗，意欲一窥当地巴克特里亚文明的究竟，却因中风意外病逝于此，并最终入葬英国人公墓。5年后，另一位丹麦籍中亚考古学家亨宁·哈斯隆-克里斯琴森（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同样在此长眠，成为斯坦因的“邻居”。但保存学者的遗骸显然不是英国大使馆开辟整个墓园的初衷；在和斯坦因墓遥遥相对的院墙上，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的文字阐明了全部要义：“此碑谨敬献给所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殒命的英国军官及士兵。”

英国人公墓的初创，始于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建立的战死者临时墓地；而它更重要的背景，则是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围绕着阿富汗、波斯以及中亚各土著汗国的归属，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和最强大的陆上国家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对抗。史学界沿用著名诗人吉卜林创造的一个术语，称这场角逐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从1839年到1919年，英国曾三次入侵阿富汗，皆以抱憾撤军而告终，使阿富汗最终作为海陆两强之间的缓冲带存在了下来。但这并未阻止日后苏美两国步英国的后尘，在1979年和2001年兴兵攻入阿富汗。如今，这三个曾经远征阿富汗最终又饮下苦酒的国家都在墓地的院墙内为自己的战亡者立下了纪念碑：燃起野心之地，最终也埋葬了帝国和它们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