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描述一个人时，她的一切都在说话：微微倾斜的姿势，能瞬间泪目又能含住眼泪的眼睛，好像总也言之不尽的嘴唇。“所有的风格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天天一年年的累积也不明确，甚至很多时候，经历了很多黑暗和迷茫，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走了，才慢慢地看到一个光亮，才找到了那个方向。”

大时代里的朗读者们

“我看重的人，他偏偏不看重电视，不愿做热点。”这一季《朗读者》现场朗读的嘉宾有143位，而真正接受董卿采访的嘉宾是60位。从1月份录到最后一个在长城上走路的镜头，董卿始终惦记着采访对象。她惟妙惟肖地学张弥曼温柔地拒绝自己，这位不久前在世界女科学家颁奖典礼上，用法、俄、瑞典语和中文致辞的82岁的古脊椎动物学家说：“董卿啊，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你，但是我们不会来录节目的，我要带福睿斯去野外考察。”

董卿追一个电话，再追一个，终于发现对方有点动心了。说服贾平凹也是她今年最得意的事之一。先是在文联大会，贾平凹说：“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朗读是丢人现眼。”她给他女儿打电话，再通过出版社出书的编辑，找出版界的领导，想尽了一切办法。贾平凹依然硬气，来了只谈书，董卿心想“上了台就听我的了，哈哈！”，于是聊了两个多小时。她聊起自己的采访对象一脸的得意、倾慕，热爱着与他们交锋的每一分钟，尤其是那些让她“为难”的人，但“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

越来越难以取悦的还有观众。“这个时代自制视频已经泛滥，传播没有门槛，一打开手机，鸡汤、励志，文字千千万，我们读什么？”董卿说，站在推荐者的角度，她从一开始就觉得恐慌。浙大数学系的蔡天新读过一篇蒙田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知道的知识，跟我们的无知相比，仅是沧海一粟”。这让她不断审视自己，“你有没有找到真正好的东西？”。

“我对语言非常非常热爱。主持人被称作吃开口饭的，我已经做了24年。你可以说一些很流利但却完全不会被记住的话。一开始不会察觉，慢慢地就有一个觉醒的过程了。”她做这一行做到很后来，才发现把话说好听，是一件没底的事。“那个话还能说得更好，能瞬间让人泪目，或者瞬间热血沸腾。刚开始我也只认为语言是工具，后来才知道语言是艺术。”

无论《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都出现在真人秀、歌舞节目被观众看腻了的时机里。董卿对此非常清醒，“正好是知识需求、阅读需求的机会，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直到现在，她每采访一个嘉宾，上台之前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深呼吸。”作为制片人她前一秒还在疲劳和焦虑里，下一秒就要云淡风轻面带微笑，她说：“我不是机器，一换频道脸就变了，我还是个比较真实的人，我希望笑容是真实的。”别人不理解她，20多年主持人生涯里，董卿本人就是“大场面”的代名词，而且《朗读者》又不是直播节目。但她确实累到对团队说：“我觉得我上不了台了，我怕我显得不够美好……”

文化电视节目一度进入低谷，2016年以后恰恰迎来一个小高潮。虽然电视始终被认为是快餐文化，到今天已经鲜有新奇了。“传统媒体里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递最精髓的文化。”文学、电影，靠的都是一个人文的内核。可是到她手中“人文”到底要表达什么？她要的不是访谈录，不是纪录片，也不是艺术人生。尽管听董卿讲故事是一件极其有画面感的事。她给我讲了一个住在云南巴拉格宗大山深处的普通人修路的故事，他10岁时因为被铁水溅到眼睛，走了五天山路才出去，虽然瞎了一只眼，却看到了电、灯、汽车。“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董卿讲他如何拼命挣钱，如何忍受乡亲的唾骂，如何想象父亲坐在副驾上一起在这条路行进。然而父亲却在公路修到最后一公里时离世了。

董卿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危险的方式，用带着一点狂热的情感讲述，我想她本人应该比其他人更受这种激情的席卷。采访这一天，我早上6点半收到了她的微信：“熬了个大通宵，采访改在1点好吗？”她的泪点非常低，这一天是《朗读者》第二季收官之夜。从去年7月到今年8月，又是一年的不安和焦虑。特别是后期制作阶段，“在别人的美梦中，我看着机房的玻璃天花板渐渐透出天光，又一天生命流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