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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涯之思

作者:薛巍

2018-08-16·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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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巍(蔡小川 摄)

中国与世界

2004年底我来到北京,一待就是十几年,去年8月,因为孩子上学,我们移居上海郊区。联系上我的师弟刘梁剑之后得知,他的小区跟我的小区就隔一条马路。老刘请我吃了顿饭,饭后我们在泰晤士小镇里溜达,他问我:“住处附近有一条路叫思涌路你知道吗?写不出来的时候,可以去那儿散散步。”没想到老刘这人挺文艺,我学别人喊他老刘,其实他比我还低一届,如今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而且负责系里的一些行政工作,心境却依然平和。

老刘还邀请我在9月开学的时候去系里跟新生聊一聊。我想这是许多人盼望已久的事情——去母校衣锦还乡一把。搁以前,我都不敢去见以前的老师如郁振华等人,因为觉得自己毕业以后毫无建树——师弟都是教授了,我不过还是一个普通的媒体工作者。但近年来专栏写了一堆,还翻译了几本哲学普及读物,觉得跟老师们可以有一些交代了。我去系里不是去做学术报告,我那一场活动是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我给自己定的任务主要是,告诉师弟师妹:你们来对了,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严格的系,你们一定能学有所成。以我为例,毕业后就职于一家非常牛的《周刊》,平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在稿子里介绍过实验哲学、采访过齐泽克,在著名学术出版机构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假装读过》,翻译了一本《生活哲学》,还有澳大利亚一位诠释学家写的《真理》……后来发现师弟师妹更愿意跟我讨论学术问题、学哲学的意义问题,我只好建议他们以后好好向老刘请教。

我向老刘打听系里的招生情况,他说还不错,系里现在有一个留学生项目,有一些全英文的课程。我一听那确实是很厉害了,真的国际化了。这让我想起2017年1月我跟同事做的纪念三联书店学术文库的报道,这个专题刊登于第920期,“封面故事”是《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当时我去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增定老师,同事采访了李猛老师。李猛说:“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吴增定老师对我说:“就《存在与时间》在中国的接受来说,一开始大多数读者把它当成存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人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是有一点错位的。因为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恰恰批评了所谓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人性解放这些现代性的价值。随着海德格尔其他著作的不断翻译和引进,再加上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完整和丰富了。我觉得中国的‘海学’应该是已经形成了,至少自觉意识非常强。事实上,这种自觉意识在80年代就非常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这套书就是一个典型。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一方面立足于西学内部的专业学术研究,理解它的基本问题和脉络,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把西学研究变成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做得非常好。”这个“依然要思考80年代”的专题在杂志社季度好稿评选时得到领导的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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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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