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

2000年的7月份，我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做社会记者。三联的记者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前者有固定的报道领域，而后者没有。我就是那种“非专业”的社会记者，只要是热点的选题都会去做，有时候需要上山下乡，有时候要正襟危坐，有时候去调查，有时候去“跑会”，什么事都力图了解一点，各种人都要倾听。

最初的时候，我把交换的名片收集在一个空的月饼盒里，很快就装满了。后来我用了专门收集名片的盒子，但很快也被填满。最后，我每年整理一次名片，都塞在单位大信封里。更多的人没有名片，他们的联系方式被随手记录在各种本子上。

这些人的故事有的被写进了报道，有的还潦草地停留在记录本上，还有些留在记忆里，仿佛进入到了一个个单独的隔间里，彼此不再有联系。他们的面貌林林总总：股海沉浮的基金经理、大火后失去孩子的父母、踌躇满志的海军军官、沉迷网络游戏的城市少年、贪污过亿的官员、“血汗工厂”里的“90后”、少年成名的创业者……有人在时代的列车上飞速前进，有人则被甩下来茫然四顾，还有人似乎走错了方向。

2000年开始工作，我所感受的这近2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便是分化，抑或说是阶层分立，并由此引发的观念／生活方式的冲突。买房和没买房的，一线城市与四线城市，在富士康工作的与在腾讯工作的，看中医的与看西医的，看原版迪士尼动画片与看国产“光头强”，用“小红书”与用“拼多多”，喝星巴克与喝精品手冲，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

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平行世界。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平行的。正是这些平行的世界构成了我们今日中国的面貌：多层次、多维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梦想，众声喧哗。

我常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鲁迅冷冷地说：“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很难彼此理解。共识——恐怕是今日社会最稀缺的要素。但缺乏“共识”并不可怕，毕竟共识不仅是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因此形成共识的过程才更重要，它是利益博弈，是彼此认知。而认知又是博弈的前提。可怕的是，技术进步使我们的联系越来越便捷，但“认知”的鸿沟却在被拉大。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度丰富的年代，但我们未必能正确拥有这些信息。科技公司在算法的世界中，炮制了一个个“信息茧房”，让我们只关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或者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像一个喜欢吃肉的胖子，他被推送的食谱里永远不会有蔬菜；一个只钟爱玫瑰的姑娘，会忽视掉整座植物园。越开放越封闭，越多元越孤立，既丰富又匮乏，是这个时代的悖论。

还好我们做了一本杂志，而且已经做了1000期，试图把那些时代碎片拼接起来，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接近真相，并眺望未来。我在这本杂志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建立认知，在时代的大网中梳扒珠玉和尘埃。把这些平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认识一个相对完整而真实的世界。

在认识论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终究仍有许多盲区我们未曾了解。但行至水穷处，便又想起鲁迅的另一段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终将要为他们画像，也是为时代画像。

我们的文化中，本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孔子那里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司马迁那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现实主义是对现状的勇敢回应，是对每个人的关怀与责任。而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多背离现实主义，言不由衷，沉溺于无根的虚幻中。

生活于社交媒体，则易陷入无端的狭隘，见自己难见众生。回顾这1000期的工作，我打捞起了3个人物，曾经采访过而未曾忘记。放在一起，重新讲述。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被裹挟着前行。我想，现实世界与我们的关联，之于我们的意义，便是由那些不同人的命运所体现。今天，我们不能放弃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

校长

我时常想起边疆小镇的校长张延成。他的身高有1.8米多，体格壮硕，多年的高原生活，脸被晒得紫红。在操场上，站在一群孩子中非常显眼。他是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中学的校长，新疆伊犁人，1989年毕业于新疆教育学院，然后回伊犁担任了4年的代课教师。1993年，张延成来到塔什库尔干中学任教，一人独自讲授所有的理科课程。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09年的7月，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6年。

塔什库尔干在中国最遥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的深处，塔吉克族的聚居区，毗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玄奘取经的时候曾经路过这里。除此以外就是贫瘠，一年四季遍地风沙，农作物只有土豆和一种叫恰麻菇的高原蔬菜。2009年夏天，我因为写一篇新疆的考察报道，一头扎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别的校长关心的是教育、升学率和教学负担，而张延成发愁的问题还是吃饱饭，或者说是营养问题。我见到张延成时，正赶上学生的晚饭时间。

学生们排着长队，每个人可以在门口领两个小个的油馕，然后到后面盛一碗奶茶，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领到食品的孩子，用油馕蘸着奶茶吃。“馕可以管够，就是没有菜吃。”张延成撕开一个馕递给我。早上，学生们也是吃奶茶加馕。中午会吃得好一些，一、三、五吃手抓饭，二、四吃拌面，周六、日吃馍馍菜。

学生能来上学已经不错了，家庭大多负担不起吃饭钱，于是学生们的伙食费由政府的财政负担，每人每月95元是当时这个贫困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算下来，每个孩子每天只有3.5元，只能吃3个馕和1个鸡蛋。而外面运进一棵白菜的价格也是3元多钱。张延成焦虑的是，怎么能保证孩子们每天能吃一个鸡蛋。不过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在学校还是比在家吃得好。

张延成还带着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开垦了100亩荒地作为农场，但由于气候问题，起不到什么作用。学生营养不良问题困扰着他。我见到了一个叫卡杜尔江的男孩，他已经16岁了，但十分瘦弱，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他的家位于昆仑山的深处，徒步进山70公里，顺利的话需要走3天。到夏天时，冰川融水形成山洪，他就回不去家了。

卡杜尔江并不是住得最远的学生，更偏远的乡村位于昆仑山腹地，那里学生的上学之路竟然长达1000多公里。他们先要翻出大山，到达叶城，然后再坐车穿越七县一市到达塔什库尔干，最快要走10天。每年开学前，张延成和县里的干部都要进山，把居民点的学生集中起来，统一带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再统一送回。

事实上，自治区镇政府刚刚拿出了6000多万元，完成了县城小学和中学新校舍的营建，两座学校是县城最坚固和豪华的建筑。这两座楼对新疆意义重大，因为有了它们，新疆终于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政府还承担了学生每年三四千元的学费。教师，是张延成另一个发愁的问题。偏远和艰苦令人望而却步，在学校教书的很多都是当地驻军的家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