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1000期了。从1995年1月创刊至今，也快24岁了。20多岁，至今还是青春期。我一直说，我是个幸运者，在我的青春期，亲历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我的中年期，则亲历了一个纸媒的繁荣发展期。《三联生活周刊》的1000期中，我有幸主编了800多期，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从安贞大厦回到美术馆的三联韬奋中心，从三联韬奋中心又到霞光里9号，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度过了温暖的中年期。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600期纪念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0 我们与这个时代》，简单概述了600期的15年里，我们选择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600期纪念回顾与总结我们自己，是广告公司的孙莉最早提议的。从600期起，回顾与总结自己，就成了固定节目——创刊800期纪念，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800期出版是2014年的8月25日，出版后不久，到年底，三联书店领导就体会到我的辛苦与力不从心，批准了我提出的退休申请。退休时，我曾写了一篇叫《主编这个岗位》的博客，这篇博客中，我曾写道：一个主编的工作，其实只是在可能性之内，寻求一本刊物的发展之路。我曾写道：一个主编，实际只是一个协调者而已——协调各方面的需求：读者需求、市场需求、编辑部成员自身发展的需求。种种需求，其实都构成着能量，主编因此要成为一根绷紧的弦，在感知能量场中，校正自己的位置坐标。

任何一本刊物的办刊定位，在我看，一开始，肯定只是主编的一种主观意愿。比如，我在接手这本刊物前，曾经的踌躇满志。我还记得时任三联书店领导班子在我接任前，听取我的办刊理念的那个考核会。那时，我常兴奋地逢人就说，一个时代需要一批人来讨论新的生活态度，重新树立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新的关系。但真要办刊，定位还是要靠人来实现的。我一开始打算依靠自己在新闻界与文学界的资源来整合稿源，构架刊物的主体，但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不依靠自己的团队，不形成一个思想的核心，是办不成一本面对新时代、立场前卫的《三联生活周刊》的。

好在我有足够的敏感。初创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形态是由编辑部几位核心成员塑造的。因为刚开始，读者只来自我们自己的判断；或者说，那只是我们自己塑造读者的阶段。初创《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者，首先是方向明。因为，当时能写出厚重影响力“封面故事”的，只有方向明。《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期的前两年，半月刊，48个“封面故事”中，方向明挑头做的就有19个，接近一半了。顺着方向明的特长，《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会走向类似胡舒立创办《财经》的方向，好在当时《北京青年报》的黄利向我推荐了刘怀昭。这个刘怀昭居然成了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思想动力源，她的锐利，不仅激活了苗炜、王锋，也激活了我和舒可文。周刊之所以能成功，我以为是一个思想核心的建立。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净土胡同时代，人就那么十几个，就在那个昏暗的会议室里，没有高低上下，构成了一种在烟雾中直接的思想碰撞。这个思想核心的最初形成，刘怀昭绝对是第一颗种子，是她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就提出了卡辛斯基挑战工业时代与“后扑洛载客时代”的问题，而当时还在纽约的娜斯，正好与她形成了很好的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