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 伟）

李渔《闲情偶记》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树之喜淫者，莫过于杏”的评介，原因是民间有传说，杏树不结果，只要系上处女常穿的裙子，树由此好比受孕，就会果实累累。李渔因此称它“风流树”。为此我一直想寻找这“风流”的源头。早时候，这杏肯定是庄重的，要不然《庄子》里就不会描述孔夫子在杏坛抚琴，他的弟子们在阳光的树影里读书的静谧景象。这杏我在《花经》中看到原是蒙古的种，何时引进中原不可考，早时古人称它是东方岁星之精，用以夏祠，也是庄严得很。它与仙道好像还有密切关系，有仙气萦绕。杏的名声最早我想是让晚唐诗人薛能给坏掉的，因为晚唐之前，诗人们写杏花，用的都是“春浅香寒蝶未游”的意象，它开花早，最多也就说它“素态娇姿”。薛能生于公元817年，卒于公元880年，此是晚唐时节，唐的气势已尽。他有一首七言绝句:“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楼。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将杏花本来杏脸半开、欲语不语的含蓄改写成了卖笑的放浪。这薛能是山西汾阳人，不喜欢杏花也有情可原。他之后，刻薄的罗隐又给了一句“小杏妖娆弄色红”，这“弄色”本是桃的事，用到它身上，把素净全给败坏了。到吴融有“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人行正独愁”，“红杏出墙”影响太大，也就把它的品性盖棺定论了。吴融此外另有两首写杏的诗，一首是:“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红轻欲愁杀，粉薄似啼消。”另一首在此基础上再发展，“粉薄红轻掩敛羞，花中占断得风流。软非因醉都无力，凝不成歌亦自愁。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徘徊尽日难成别，更待黄昏对酒楼。”杏腮轻粉、招蜂引蝶，完全是风流烟花女子的姿态。

我倒觉得这多少有点冤枉杏花。它开于农历二月还在春寒之时，未开花时蓓蕾是鲜红的，所以含苞似血。花开出来白中孕红，娇丽、清秀而无香气，在淡泊中有一种不施朱粉的美丽，倒是有闺门之态。在春寒中绽血而开花，“阳和入骨春思动”，春娇无力是有的，放浪绝对是强加的。我觉杏花的好处在凝然如思、含情不语的幽柔之间，所谓“半吐疑红却胜红”。其意境，一是要与烟丝中的幽闺自怜联系在一起——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就能引发出非烟非雾，朝来小雨轻红，春意全在迷离中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与晚唐的味道倒是近的。二是在月影下要联系上酒，苏东坡是真正写出了花下诗意——他的《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萍。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明朝卷地东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既写出杏花的雅致，也有“无风已恐自零落”的怜悯。

要说争春，杏与桃是远远争不过的，杏花与桃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品格，好比晚唐与盛唐的差异。《诗经》中写桃花最著名的句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是浓艳，夭娆，“灼灼”是亮丽成燃烧而灼人眉目。八个字我觉写尽了桃花在春风里的霸气。桃色灿烂在这春光里，是放肆的艳，所谓妖红坠湿、映烟成虹。颜色太靓，与轻飘的柳色一配，招惹出百般的媚。春的滥情弥漫，某种意义就是让这桃柳之色自然地浸淫出来。与杏花的洁身自好相比，桃花的好处就在那千娇百媚的风情万种之间——没有羞敛，没有娇啼隐忍;只顾放荡，只顾眩一身的烂漫芳菲;一树粘满花朵能开成“繁若无枝”，其色又多变，于是一种花能开出百般色调。这花由此醉在霞光、喜雨间，因烂醉而癫狂成乱红飞雨，绯红漫天满地，也就沐浴成春色满园。这样的桃色，淫荡是自然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认为桃花就漂亮在这种极纯的红，而真正纯的桃色都是荒郊乡村篱落间突然跳出之花，也就是未被玷污、杂交的自然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