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的有关曾国藩的第一本书，家书有些繁琐，而且仅凭我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读起来其实还是有些吃力的。所以，想要找一本能够大致了解他一生生命历程，主要转折点，及主要思想的书籍，恰好看到有人推荐这本就拿来看看，看到是柴静做的序，作者张宏杰是在准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利用相关资料写成这本书，想来从学术角度来写的内容在逻辑上和真实性上是有保证的，便更加坚信这是一本不会差的书。实际上呢，也的确不负所望，属于学术的写作范式，围绕论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能够自圆其说，论据选择方面也多选取自其家书，日记，友人书信等一手资料，保证了真实可靠，用幽默的笔触于细节中为我们解读了拙笨、一个前期耿直后期圆滑、胸怀天下、有恒心也偶尔柔弱，宽容大气也偶有小孩子气的有血有肉的曾国藩。

      全书分正面和侧面，正面主要讲曾公从一个愚拙又狂傲的“愤青”蜕变成一个“老奸巨猾”“内圣外王”的名垂历史的国家重臣的过程。论资质，曾家历来都不属于智商超群的血统，曾公也是考了7年才中进士。论勤奋，出生于一个湖南乡下的小地主家庭，在入京为官之前学有余力的同时也是深谙与同伴玩乐之道的。论为官之道，作为一个传统儒学信奉者，初入京城为官，他有着大部分年轻人都有的狂傲和愤世嫉俗，不属于那种天生圆滑仿佛就是为官场而生的人物。所以，我觉着他的正面之处在于用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故事，喝惯了鸡汤就会想着不就是又一个“凤凰男”的故事吗？但仔细看看曾公这个过程和结果几千年来又有几人能达到这个层面？

      曾公考秀才得了个类似“优胜奖”的名次，又连续考了7年才在27岁考中举人，这也为大家提供了讥笑他愚钝的最好证据，左宗棠更是一直津津乐道于此。29岁入京城上任，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看到当时浑浊的官场氛围，作为儒学的信奉者怎能不忧国忧民？立志“学为圣人”，深信事在人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从此，开始严格要求自己，四书五经日日研读，偶有因为会客等杂事耽误了读书便深深自责，除此之外，还要戒烟，戒女色……以此磨练自己的意志，每日以“日记”逐条记录自己的功过，“圣人之路”始矣。但犹如刚步入社会的人儿，虽然努力告诉自己要戒骄戒傲，要随和，但看到大家都中饱私囊，皇帝佯装避而不见，这个“老实人”实在忍无可忍，经常一通奏折道尽官场尔虞我诈以解心中之气，甚至皇帝老儿也被他好好的教训了一番，“相安无事”已成奢望，1852年，母亲逝世曾公借此机会回家守孝，告别14年的京城为官生涯。回家不久，洪秀全登场，皇帝老儿焦头烂额之际想起了在家披麻戴孝的曾国藩让其辅助长沙正规军抗战，曾公复出，在地方上雷厉风行以图改变地方军队的面貌，奈何要名无名，要权无权，又触及到地方官员的切身利益，在他们的威逼下1853年曾国藩只身来到衡阳招兵买马自创湘军，举目无亲，手无军饷，举步维艰，好在严格有素的训练让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多次以少胜多，也算是对他的最大安慰了。这时的曾公为了救国家于水火励精图治，但湘军却像一个私生子一样存在着，1855年，44岁的曾国藩想要给这个私生子要个名分，希望皇上能给他个两江总督的官职做做，也好让他的军队名正言顺不至于处处被正规军排挤，此时湘军力量越来越强大，咸丰皇帝防范他还来不及自然是不肯答允他的，恰值此时，曾父亲去世，他一气之下不等皇上回奏就回家守孝去了。直至咸丰八年复出，这两年的乡下生活是曾国藩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他从批判者走向建设者的关键转折。在这几年里，他心如死灰，一心只读圣贤书，参禅悟道，儒释道各家流派都有所涉及。终于在1858年战乱又起之时以两江总督身份再次出山，一改以往的傲气，变得圆滑，谦和，终于登峰造极，成就百年美名。

       本书的侧面，主要是从他的收支和风水鬼神天命等非自然力量方面来写的，其实，看着很多地方倒看出正面的意思来了。曾在位期间，国家官员工资很低，收支无法平衡，所以，像其它官员一样，他也收了不少的灰色收入，好像有点同流合污，贪污腐败啊，那既然是曾公，肯定又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别人收钱是往自己口袋里装，他一来只是形式性的收点便宜货，收到的钱财又拿去应付必要的公务支出，剩下的全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己掏钱奖励军队，帮助穷苦人家，一生下来留下的遗产只有老家的几间房和一栋书房和满屋的藏书。这么看来他算是官场界的一股清流，这个侧面倒是不那么侧面了。

     至于风水，相面，鬼神，天命之说呢，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人人多多少少都会信的吧，就算如今，这些东西仍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看曾国藩对这些非自然力量的看法也是在不停变化的，他作为一个理学主义者，初期由于祖母的死，认可朱熹的气本论→扶乩占仆一“败”字，后来的确打了败仗且六弟曾国华死于战场，内心开始动摇，转向“天命说”了，又看看自己儿女命运和自己的沉沉浮浮，和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意识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在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他又开始相信死后有“灵魂之说”了。读来倍感凄凉，这些转换何尝不是他一生经历的结果呢？也曾以一片赤诚之心对待世界，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奈何终究还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连做到不被世界改变都是奢侈，我想老年的他是孤独的，对这个世界是深深的绝望的。绝望至何种境界才会发出“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的呐喊？才会有“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的通透？是啊，人们总是刻意美化善，大力宣扬要“尽人事”，而对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听天命”就不那么大力鼓吹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代代老者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呢？佛学的“因果”说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但佛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所说的那个“因”也是站在客观角度来看的，而不是你认为种的是善它就是善，就会有善果。那是否又回到了存在一个客观的神明来评定这个善恶标准？奈何神不语！对于曾公的这个侧面，其实，我也不觉得算是个侧面，作为一个科学主义者，那么多年里我还是不太相信那么些非自然力量，但发现身边很多40岁左右的人的谈话越来越多的涉及到释道，想起龙应台的文字，“到了某个年纪，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参禅修道了”，近来，由于生活的大变动，我也开始思前想后一些事情，真的会觉得冥冥中一切仿佛的确有一股力量决定着你的一生，我凭借我的科学知识无法解释那么多巧合，所以，我开始敬畏，是敬畏，还远不到信奉。所以，我想，我是理解曾公的这一转变的，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经历生命历程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认知过程转变，实乃算不了侧面，更何况在他信命的同时，还是那个在积极做着安国兴邦的事情，他也许只是为了借命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焦灼吧，便对他更多了一份崇敬！

     曾公的一生大大小小转折很多，而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有两个，一是28岁考中进士进京为官，这是所谓的“鲤鱼跳龙门”，也在此时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人才，开始“学为圣人”的征程，另一个就是44岁至46岁在家闭关修炼的2年，这是看透世间百态，一层层推翻自己过去认知的过程，如果说跃龙门是客观条件的转变，那这两年就是质的转变。大智若愚如曾公，勤能补拙如曾公，岁月不仅仅是把杀猪刀，它还有把你引向你该走的道路的作用，管它命由你还是由天呢，跟着曾公学习就对了，能出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