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三联生活周刊）

(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

“(1949年)8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加以说明:1.2400亿元的用途;2.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3.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4.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5.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毛泽东年谱（1893～1976）》记录毛泽东这一天对公债问题的回复，全部是直接明确的疑问。通观这一年毛泽东起草的所有复电，并无如此郑重而且疑问重重的复电。准确地说，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是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年谱对这一天的注释说:“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稍早一些时候，（1948年8月）当时尚在东北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稍后，（1949年6月4日）在宣布筹备中财委会议上，刘少奇引用了陈云的判断:“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由东北入关来掌控中国共产党财经统帅部的陈云，对财经的理解，《陈云传》里记录说:“他把财经问题分为‘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两个方面。生财之道:一是清算敌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是贸易。他说: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解决，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上海解放，真正的挑战出现，陈云准备动用“发公债”的生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