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团伙

最吃劲儿的一场戏是那顿散伙饭。

在对手的威逼下，卖仿制药的五人团伙不得不解散，徐峥饰演的老大程勇要在饭桌上摊牌。“最难演的就是徐老师，他演喜剧多，会有意地保护自己的角色，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坏。”导演文牧野说，一开始，徐峥赶大伙走人的戏不够残忍，也不够劲儿，他一看，这样不行，赶紧帮徐峥调整。“我和他说，你得表现得特别坏，特别混，用最大的力量去展现邪性，这样观众反而看得出他只是在表演坏，表演残忍。”

徐峥一听，明白了，马上调整表演，拼命演出了程勇的混蛋和势利，其他四位演员也在他的带动下挑起了情绪。那场戏，徐峥喝了两瓶黄酒，其他演员也喝得七七八八。“七分钟，两小时就拍完了，谭卓一直在哭，跟做梦一样，太精彩了。”文牧野说。

这是这个“80后”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站在他身后的是监制宁浩、徐峥，眼前要把控的演员又是徐峥、谭卓、杨新鸣这样的实力派或老前辈，压力可见一斑。

2015年，宁浩看了文牧野的几部短片，约他到工作室碰面，把本想自己做的《我不是药神》交给了他。当时，这个项目还叫《印度药神》。剧本以真实故事改编，讲的是患粒细胞白血病的男主角购买印度仿制药“格列宁”，并以低价售卖的故事。

“宁浩给了我一个更贴近故事原型的剧本初稿，有点文艺，对我来说，戏剧性不够强。”文牧野拿到剧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故事进行改编。先从人物下手。原剧本中，徐峥的角色也是个白血病人，但文牧野和编剧团队把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离观众更近，更有代入感，冲突也更大”。

程勇被设计成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老板，个性小市民，唯利是图，但偏偏生意和家庭都陷入困境。他把卖印度“格列宁”做成了赚钱的生意，但在和白血病人的接触过程中，渐渐走向了帮助、保护他们的一面。

最初做剧本时，导演还不知道徐峥会演这个角色，把人物背景设置成了东北人。后来，因为徐峥来演，这个角色就从说东北话变成了说上海话，“但人物性格是没有本质变化的”。

把占去整部电影140场戏的主要人物写好，就解决了剧本的核心问题。接下来，编剧又在原剧本基础上，创造了一组人物群像——一个卖药团伙。四男一女，这是很经典的类型片人物配比，很多好莱坞犯罪类型片里都出现过。在《我不是药神》里，以程勇为首的“团伙”覆盖了各个阶层，人物也呈现了不同的个性。

最先找程勇买药的吕受益是典型的中国病人，渴望活着，谨小慎微。“黄毛”彭浩是农村穷人家的孩子，代表最底层，但个性又最为正义刚烈。唯一的女性刘思慧是个白血病孩子的母亲，为女儿卖艺跳钢管舞，不惜一切。刘牧师代表知识阶层，用信仰与生病的命运对抗，度人也度己。这些角色与程勇一起，构成了一个个性、身份差异明显的卖药团伙，喜剧效果和戏剧张力就在这种关系中产生了。

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来说，还有个关乎作品命运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故事基调和负面力量的落点。病人、死亡，还有对医药问题的争议，如果基调灰暗，作品会在商业性和过审上都难度颇大。文牧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电影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自救故事”的故事，让所有角色都倾向于乐观，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望。

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制度，也没有指向医药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恶，这是规避风险的方法，也不能说不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