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剑龙

“2004年2月的班加罗尔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里，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笔调热情，是班加罗尔，全球软件外包的中枢，唤醒了这位“睡梦中的”全球化捍卫者。在班加罗尔，他看到正在变平的世界。

我当然没有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好眼力。

不过，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罗尔之前，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我双脚痒痒，被好奇心挠着，跑遍中国后，我跑刚果，跑乌干达，跑哥伦比亚，世界各个角落里，我遇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包工头、帮派老大、走私犯。

在丛林、矿山、无人抵达的草原，他们架桥开路，我也看到一个更平的世界，不过并非被高科技拉平，而是传统的水泥钢筋。

班加罗尔同样唤醒了我。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

新班加罗尔人

索尼世界路口，连接科尔曼加拉区和英迪拉区，在班加罗尔市中心南部区域，是印度创业者的飞地，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孵化器、天使投资机构。

我在印度的第一项技能，是要学会重新行走，穿过索尼世界路口，到对面的Spar超市购物。

印度南方人大多温和，不急不躁。但只要坐到驾驶室，这些品格就突然蒸发，他们开车的风格，就像行人走路一样，突然停车、转向，没有交规约束，也没有中国遍布大街的摄像头，司机和行人都成了机会主义者。

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车辆，从中趟出一条路，无数次的练习后，我变得娴熟自信。

似乎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尤其考虑到，班加罗尔交通状况糟糕，已在全印臭名昭著。连巴拉（Bala）也好奇，我是如何适应的。

2018年4月初，班加罗尔东郊的西格玛软件工业园内，巴拉和同事刚入新办公室的第二天，在仍未散去的装修味里，时隔半年后，巴拉很绅士地再次问起，班加罗尔的日子如何？

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只要回中国待上两周，我就想死在这里。”虽然夸张几分，并非信口开河。

他是班加罗尔土著，在硅谷工作17年，前几年，裸辞惠普高管职位后，巴拉回到故土。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毕竟，即便班加罗尔再欣欣向荣，也不过被冠之印度“硅谷”。

这个问题或许多余。2017年中，MoneyTap从红杉资本融到1230万美元。

2015年9月，巴拉、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创立印度第一个基于手机应用的现金贷平台MoneyTap，给月收入约5000～8000元人民币的印度白领提供信贷。

他解释，印度银行系统由国有银行掌控，它们低效、僵硬，服务着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财团，民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信贷“痛点”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现金贷市场。

正是由于印度市场的诸多痛点，和硅谷的巨大落差，让巴拉们意识到印度的潜力。

不仅巴拉，印度连锁茶店Chaipoint刚在班加罗尔庆祝第一百家店开业。创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学院毕业，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流。

而印度另一家电商独角兽Snapdeal，创始人几乎拥有一致的经历。

2016年1月，华尔街日报曾专门刊文《印度欢迎技术精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