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坡居士苏轼，大约略读过中国书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即使过去没有受过教育的所谓蚕妇村氓，讲起苏东坡的趣闻逸事，也往往头头是道，例如传说中他的小妹三难新郎而他暗中解围之类。此外如拜佛修禅的僧俗两众，常常拿苏轼和好友佛印禅师打的机锋来参话头；饕餮之徒，则至今闻东坡肉而垂涎。似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巨匠当中，苏轼是很难得的让三教九流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到亲切的一位，他的声名也流传得特别广泛而持久。从严肃方面说，他在生时不仅雄视一世，为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坛祭酒，而且北边的辽国、朝鲜、日本，南边的越南，都推崇他的文字，可以说是泛东亚的偶像。他的作品不仅广泛地流传，并且吸引了许多人来研究和揣摩。仅就诗歌而论，则北宋末便开始有人来作注解，到署名南宋王十朋编注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罗列出的给苏诗作注的人士就已经有九十余家，从那之后到如今，研究者更不知凡几。自通俗方面而言，苏轼近千年来始终是大众津津乐道的人物。象早在宋代出现的佚名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就已经兴致勃勃地编排起苏轼前生的故事和转世后的因果。发展到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当中，每一部都收录了与苏轼相关的故事：《喻世明言》里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便是直接承继《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而来；《警世通言》里，则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把历史上新旧两党的政争，改头换面为两位文豪之间逞才斗智的公案；在《醒世恒言》里，苏轼又是“苏小妹三难新郎”和“佛印师四调琴娘”两篇故事里的重要配角。此外如元之杂剧，明清之传奇，也有不少有关苏轼的作品，象元剧里的《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明传奇中的《赤壁记》、《金莲记》、《狮吼记》等等，林林总总，而今或存或佚，一共不下二十余种。

东坡家喻户晓如此，现在我又来谈讲他的诗词，恐只堪覆瓿耳。但仍然来写这篇文字者，是因为有一种私见：积淀在大众记忆中的苏轼，往往或者是洪才河泻，下笔龙蛇飞动的文豪，或者是超然物表，与清风明月同归的谪仙，又或者是滑稽突梯，善言能谑的喜剧性人物。凡此种种，原并不错，但似乎都有意无意忘却了苏轼还是一位仁民爱物的儒者，一位有抱负而始终未申的政治家，一位曾在历史的风涛中历经颠沛、几度近于灭顶的幸存者。他在咏杜甫的诗中曾经感叹：“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这实际也成为他自己的写照。我们读东坡的诗词，不应忘记他与现实紧密的关联。体味他如何在横逆之际努力摆脱生活的缧绁而追寻精神的自由，又如何在淡泊的文字中暗自坚守个体的意志以傲视不公的命运，这不仅有助我们从学术上对苏轼有一完整的了解，更可以启发我们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荆棘与荒芜。

从这一角度阅读苏轼的诗词，最好还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按照编年的顺序。苏轼一生，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早年游学与游宦；（二）“乌台诗案”与流放黄州；（三）元祐初年短暂的苏息；（四）再度流放惠州、儋州，以及晚年北归和谢世。早年游学与游宦，是苏轼平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代；而他遭遇挫折的岁月，却又往往是他在文学上成果丰硕的阶段。苏轼晚年曾感喟：“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正指此而言。故此，下文的介绍也特别集中于第一、第二、第四等三个时期。

早年游学与游宦：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公历1037年1月8日下午6-8时）。他的生日与生时，说来有一种有趣的巧合。依照公历计算，他的生日固然落于十二星座的摩羯座中；而按照中国古代的星象学，他出生的时辰同样属于摩羯宫。在古人看来，摩羯宫似乎是个不太吉利的星座。苏轼后来曾感叹：“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东坡志林》）。但是，他的少年和青年岁月，还是十分顺遂的。他在七八岁时正式开蒙，很快展露出文学的才华。二十二岁（按：本文所说年岁，统指虚岁）时他中进士，文章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激赏。二十六岁，他又应制科，被评为三等，但第一、二等照例永远空缺，所以实际是中了头等。同年他正式踏入宦途，在陕西凤翔为官，一时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了。不过与弟弟苏辙的分离，却引发他的思念和慨叹。这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兄弟二人在郑州西门作别。随后，苏轼尚在旅途中，二人便不断相互写诗赠答。下面这首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便是苏轼行至渑池时写给苏辙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在虚实之间游走自如，既表达了对幼弟的思念，更感叹了人世的无常。苏轼、苏辙兄弟早年赴汴梁途中曾途经渑池，借宿县中佛寺，并在寺壁题诗。如今苏轼故地重游，人物俱非，故有后二联之叹。但全诗劲拔之处，尤在于开首四句。在首联中，苏轼以飞鸿踏雪的明喻比拟人生，而颔联又贯通直下，延续这一比喻，给予其更为详尽的拓展。运用具体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对抽象的、本来难以琢磨的思想和情感，这在他人为难，而对于苏轼来说却正是拿手好戏。他的才华涌溢，有时几乎不择地而出，诗成之后，令人读来一气呵成，似乎毫不用力，但回头仔细思索，又不能不惊叹于他构思的新奇和精确。不过，初识愁滋味的苏轼此时却不会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对他而言才刚刚开始。

在此后的数年中，苏轼因父亲的去世回乡丁忧。当他重新踏入官场时，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的神宗皇帝信用王安石推行新政改革，而苏轼对新政则有许多批评的意见。因此之故，他无法在中央政府立足，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辗转任职。但是，未曾遭受过太大挫折的苏轼此时依旧是积极入世的、意气风发的，甚至是天真烂漫的；在忠实履行职责的同时，他继续毫无顾忌地挥洒他的笔墨，于是我们便得到许多传世的名篇。例如，在杭州时，他在望湖楼上醉兴淋漓，写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其一）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其二）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其五）

在他的笔下，西湖的阴与晴、动与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发生急速的转换。本来任运无心的自然与湖山怀抱中的往来人物，也变得浑然一体。随遇而安的诗人在宦游的漂泊中安住，内心的安闲和山水的嘉美同样形成完美的契合。在密州，他的豪情大发，于是有《江城子（猎词）》之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诗人真是张扬极了，得意极了；这种放纵的豪情让我们想起盛唐。放纵在此绝非意味着末世的烂熟和颓废，而是蓬勃的生命元气不可抑止的迸发。而苏词中的双璧之一，《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也是密州时代的成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后人赞叹这首词作，说它“有仙气缥缈于毫端”，“大开大合之笔”，“格高千古”。瑰丽的想象，俊伟的笔锋，开阔的胸襟，共同熔铸成这首宋词豪放派的经典。

苏轼常被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开辟者，其实豪放一词并不能笼罩他作品的全部。就词作而言，他同样可以谱写出缠绵的、哀婉的，乃至凄楚的情调。例如《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一首：

去年相送，馀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这首作品采取闺怨诗的风格和角度，又化用了《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境和笔法，却非单纯的模仿。杨花似雪，游子不归，单人只影，对月独斟，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文字，一种离情别绪，扑面而来。而在密州时做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首，更是古今悼亡诗中的铭心绝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徐州，他追记与友人游览百步洪时的情景，作《百步洪》诗两首，极文字穷形尽相之能事，在此举一首为例：

其一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接连用六个比喻刻画河水的湍急和一叶轻舟在水上漂流的迅捷，笔锋所至，真有令人瞠目屏息之效。而诗后一半，笔锋转折，诗人从“险中得乐”的刺激中超拔而出，忽然作出世想，正如禅宗公案，翻下转语，最终归于无言。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加险恶的政治的漩涡，正在前面等待着苏轼。

“乌台诗案”与流放黄州：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批评新法，遭当政者罗织入罪，几遭不测，史称“乌台诗案”。在各方营救之下，最终以贬官黄州了结。元丰三年阴历正月初一日，苏轼在御史台官员的押解下，奔赴黄州，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流放生活。初到黄州，他的心情无疑是恓惶的。但是艺术家不可抑止的创作欲，仍然驱使他很快重新提笔。《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词，很能作为他惊魂初定时心灵的写照：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然而诗人乐观旷达的心性很快让他从惶恐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初到黄州》一诗，便反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声：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是自嘲，也是自解，同时还有一分隐约的傲岸。艰难的流放生活，在诗人笔下充满田园乐趣；仕途的巨大挫折，被诗人看作古今艺术家共同的遭遇。作为有罪之身，诗人口头上极度的谦抑，其实又何尝不是对当权者淫威默默的挑战？无论是放达，还是倔强，都是苏轼对抗命运的武器。他终究是不肯被命运击倒的。不久，苏轼又写下著名的诗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从中不难看到诗人卓然挺立的自我意识：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黄州流放，是诗人生活的低谷，却带来了他创作的高潮。政治，他是完全无份了，但他由此反而可以用全部的身心热情拥抱自然，在清寒的日常生活中缔造艺术，以精神的自由对抗现实的拘束。从寄居定慧院到躬耕东坡、营建雪堂，从闲步江城、漫游村落到泛舟赤壁、寄啸山林，苏轼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灵感俯拾皆是的境界。旅途中醉卧路边的一场酣眠，偶遇的一阵急雨，都能触发诗人的天机，造就仙风缥缈、理趣圆融的词中妙品：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西江月》中诗人在一夜酩酊后醒来，展开惺忪的双眼，便与晨光里静谧无声的自然美景猝然相遇了。他惊喜地发现了美，也似乎体味了一种存在的大神秘。在极静之中的一声鸟鸣似乎打破了岑寂，却又衬托了岑寂；而这一声天籁，又如同禅宗的一声棒喝，把不可言说的真实妙谛呈现在诗人心中。如果说，《西江月》里，诗人怀抱一颗活泼而纯净的赤子之心，宛若返璞归真的婴孩，那么，《定风波》里的诗人，则是千峰行过，摆脱了个人休咎悲喜的烦扰而直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智者。无论自然或人生路上的晴雨晦明，在他眼中都无分别，也不能令他扰动；而这番洞彻，却又不曾令他陷入虚无，反而使他吟啸前行的步履更为坚定。这种对人生的体味，亦禅、亦道、亦儒，而各有所取，总归作者一心；苏轼的心灵，在苦难的磨砺和艺术的抚慰下，更加成熟了。

黄州时代苏轼文学创作的极峰，应属前后两《赤壁赋》和词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了。限于篇幅，前者姑且不论，而后者传唱千古，堪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列为苏词的双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是后人叹为足令“江涛鼎沸”的伟词。百余字的词作，却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曲般气概非凡。宏壮的起笔奔流直下，奏响这交响的主题，连同随后对古代雄杰伟业的遥想追述，真有扛鼎之力；诗人的精神随同自己的想象，超越时空的局限，与古人遥相呼应，成就一场慷慨淋漓的兴会，演为激昂澎湃的乐章。而纵然时光的冲刷不免令古今豪杰先后逝去，词章的结尾在感喟人生如梦时，却没有衰飒和颓唐；在文字戛然而止后，我们似乎依旧可以听到袅袅的余声。

“兹游奇绝冠平生”：

公元1085年，宋神宗赵顼去世，年幼的宋哲宗赵煦继位，次年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当国，政局为之一变，苏轼的处境也大为改观，曾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但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再行新法，苏轼等旧臣又受到迫害。在此后的六年中，苏轼屡遭贬谪，先后被流放至今天广东的惠州、海南的儋州，漂泊至天涯海角。但他虽身处逆境，仍然保持旷达的胸怀。在这一阶段，他的诗风变得更为淡泊，企慕晋代的陶渊明，时时遥隔时空写诗与陶唱和。同时，也许因为诗人毕竟已到暮年，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生空幻的把玩和歌唱增加了，而态度也变得更加随遇而安。在他流放儋州时，偶遇一位七十岁的老妪，对诗人说道：“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深以为然，而这位无名的老妪，也就此在文学史上留下“春梦婆”的雅号。然而这位春梦婆实有其人耶？抑或东坡居士自弄狡狯耶？春梦婆娑，安知其是耶非耶？

论道东坡的旷达，可以先后在惠州、儋州以《纵笔》为题的几首七言绝句为代表：

纵笔（按：作于惠州）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三首（按：作于儋州）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但他埋藏在心底的深愁，却也不时在作品中浮现。罪官的身份、遥远的流放，使他与旧日友朋的往来变得日益稀疏，而只有弟弟苏辙还能继续与他唱和。我们阅读《西江月 中秋怀子由》这首作于儋州的作品，再回顾青年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真不禁感慨，人生能经历多少沧桑！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公元1100年，年已六十五岁的东坡，几乎是颇为意外地接到遇赦北归的诏命。一时间，他旧日的豪气似乎又被点燃了；或者说，这股豪气实际始终潜藏在他的心底，与他恬退超然的心境一刚一柔，一进一退，成为共同支撑他生命的内在力量。读《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我们恍惚又见到了高歌“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东坡的精神依旧是刚健的，可惜，他的身体久历风霜之后，终于不能支持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中国文化史上一颗伟大的星辰陨落了。

苏轼的人生，多患难而少安乐。但他的诗作，并不斤斤于记载自己的穷愁，而始终以宏大的心胸，追求对人生的超越，这也是后世读者热爱苏轼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又不可仅仅赞叹他的超越，反而忘记诗人曾经历经的苦难，忘记他与苦难抗衡的倔强与豪迈。苏轼毕竟不是纯然出世的隐者，在他的诗章中，时刻跃动着一个蓬勃的、不屈服的生命。理解这个伟大的生命，足以让我们自己渺小的、庸常的生命获得振拔，在遍地“黄茅白苇”的荒芜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