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让词的光辉，洞彻事物

作者：艾江涛

2018-06-28·阅读时长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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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于坚在昆明麦田书店。持续写作40多年的他，不曾离开这座城市

餐桌旁的局外人

先是细密的雨水，随后而来的是辐射整个高原的强烈日光。这是5月初雨季到来之前，昆明最为典型的天气。像往常一样，于坚喜欢将见面的地点约在钱局街白云巷的塞林格咖啡馆，我后来才知道，这片区域正是老昆明所剩的最后的街区。不远处的西仓坡6号，是诗人闻一多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故居和遇难处，再过去就是云南大学和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后者也是于坚任教的地方。

于坚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座他出生的城市。光阴中不断变迁的城市与街区，往往能触动他的记忆与灵感。很多年来，于坚便住在附近的一座楼上，那也是无数次出现在他诗文中的地方：“在这个有明清式古老建筑与法国式黄房子，有梧桐树、桉树、马车、落日与无数小巷的乡村式城市中，我思考从革命到反革命，从日常人生到上帝之类的问题，孤独地写作。”按照于坚惯常的表达，城市的面貌正在逐渐抹去那些弥足珍贵的日常细节，变得千篇一律。他在十多年前搬到了距此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滇池边上。

聊天从身体开始，由于2岁多时感染了急性肺炎，过量的链霉素注射影响到于坚的听力。尽管靠着助听器，他的听力已恢复到90%，但仍然无法听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等细微的声音，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也并非绝无好处：“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喧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这让我成为偏于冥想的那种人。我和世界之间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别人听见的世界我听不见，他们说出来的世界对我来说，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于坚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喧嚣的年代。1966年，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三年没有上课，忙于“革命”的大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们，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你批斗我，我批斗你，从火堆里抢他们烧的邮票、画片。这种旁观者、局外人的身份，于坚后来将之概括为“站在餐桌旁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文革”时期处于童年和少年的这些人，也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

那种像盐和胡椒一样撒入生活的恐惧，从最初的游戏，慢慢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对于坚来说，如影随形的还有听力障碍带给他的敏感与屈辱。1970年，16岁的于坚在读了一年中学后，被分配到位于城市北郊的昆明煤机厂当了工人。工厂分配给他的工种是铆工，当他向领导申诉自己听力不好，希望换个声音不那么响的工作时，领导告诉他：“听不见正好干这工作。”就在这个工厂，于坚老老实实当了10年铆工。在他的回忆中，那些像19世纪狄更斯小说中的工厂车间，“天车吊着巨大的钢板，在你头上飞来飞去，有时链子断了，钢板就会砸下来。有时候电炉会爆炸，我写过一首诗《罗家生》，里面的主人公，头被炸开那么宽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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