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从1999年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一职，至今已有近20年了。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构成了你学术生涯的主要部分。能谈谈在你任内二里头考古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吗？

许宏：当我和团队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40个年头。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式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兵器群，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2014年，《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420多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五大册。关于二里头的详细信息，都包含其中了。不过这实在是“文言文”，对二里头的“白话文”解读就是我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对二里头的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虽然这五大册考古报告我是主编，但作者总计有62人。在二里头，我们的工作有如“愚公移山”，要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我们三代队长数代人（从“20后”到“90后”）在近60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而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成果上的进展，你主持发掘后的思路有哪些变化？被称作“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在你的任内出土，它在各种场合被用作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不过你曾说过，相比于2002年绿松石龙的出土，更看重2003年对宫城的发现，是不是因为后者是你所看重的聚落考古学方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许宏： 我接手二里头遗址工作前，师从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从事城市考古研究。城市考古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苹芳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这一大题目，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涉及学术难题无数。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却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所以我特别注重遗址的空间布局及其历时性的演变。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解剖麻雀”的机会。

我一直说我是考古学科中做“不动产”的，是做“井字形道路”“宫室建筑”“四合院”这些东西的。二里头哪些地方有能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我们很清楚，但我是城市考古出身，我最关注的是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时我就感觉整个都邑遗址的规划性我们还没有掌握，而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以往对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城市、都城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从这处遗址的考古材料中看不出王都所应有的规划性。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遗址，会产生一套新的做法和成果。

举一个宫城之外的例子。比如前40年，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和面积等一直争论不清，从1.5平方公里到9平方公里的推测都有，并未在田野中经过勘查而证实。按照过去建构分期、发掘重要遗存的思路，会认为遗址中间遗存丰富的部分还没弄明白，边缘部分没有多少意义。而沿着聚落形态考古的方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接手后的第一个季度，就是要确认遗址具体的、现存的分布范围。我们就第一次在二里头的平面图上标注出了遗址的大致边缘线，确定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后，又在遗址西部进行了普遍钻探，确认了这里仅是一般居住活动区，没有大型建筑和贵族墓葬等。这样，我们就将中心区锁定在了遗址中部和东部的高地上，以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区。这就是纲举目张，对一个都邑一定要做其最重要的部分，才能掌握其发达程度和重要意义。

所谓聚落考古，是一种以聚落形态为考察对象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方法。它注重遗存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强调遗迹遗物的背景关系（Context），是研究人群生活生产和社会形态的重要手段。譬如我们在以往的发掘报告中，注意到了一些骨器的半成品和加工后弃置的骨料等，它们被分门别类地放在对骨制品和动物骨骼的介绍中。当我们将它们回归到原来的出土区域和地点时，集中出土这些与制骨手工业有关的遗存的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借此我们找到了一处二里头都邑宫殿区范围内的制骨作坊。在发现和分析这些遗存的过程中，有没有聚落考古的理念，是否运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聚落考古学的思路打开了新的局面，而对二里头研究中的一个传统热点问题则有意“搁置”，即二里头的王朝归属、夏商认定的问题，表示“存而不论”。但是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要求“许宏一定要给个说法”。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如果不用这个词，而把中国的上古史做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的话，就像夏鼐先生等在《大百科全书》中写“考古学”这个词条一样，那么二里头划在哪儿呢？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史前、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如是，二里头只能划在史前，而不属于历史时期。以殷墟当时的文书材料——甲骨文的出现为界，此前的商代早期或二里岗时期都应是传说时代或前信史时代。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二里头遗址为什么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目前的合流点只能是出土甲骨文的殷墟，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对号入座式的探索，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