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播下的种子

2008年，吴坎坎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读研一。汶川地震后，心理所立刻组织了救援小组，5月14日所里第一批心理援助队伍到达成都，吴坎坎的导师也在其中。

6月12日，吴坎坎到达绵竹，开始协助心理专家工作。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记得老师的告诫：多听，多看，少说。

在灾区，他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支援者，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了师生前往灾区，再加上各种社会机构，心理援助成了被公众熟知的名词。但是，大部分支援者并没有长远或者统筹的计划，大家的目的也并不单一，出了很多违反伦理的事情，比如让孩子哭，让大人哭，认为把情绪宣泄出来就好了，但情绪宣泄一次就强化一次。他们把灾民的伤口撕开，却没有能力去愈合它。

这些不规范的做法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当时灾区有个说法：“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地震后多年，吴坎坎只要一做关于汶川地震的报告或者交流分享，听众里就有人说：当年我也在现场。汶川地震成了全国心理工作者的共同回忆。

事实上，地震第二天日本学者就给中国心理学会写信，告知有些西方的做法不适合东方文化。西方常见的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做法有认知行为疗法、危机暴露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法（EMDR）等等，其中暴露疗法不适合东方人。中科院心理所刘正奎研究员说：“在东方文化里，把情绪全部倾诉出来会让倾诉者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失态，那个人不应该是我，他会越想越内疚，反而增加了心理负担。”

一开始，吴坎坎以了解情况为主，并提供专业的陪伴，或者给孩子们组织活动、上课。后来，如何开展工作多半要靠自己摸索，最难的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在汉旺东方汽轮机厂进行心理救援时，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搬运工。东汽受灾严重，厂里为保证安全，灾后把整个家属区进行封锁，定时定点安排一些居民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临时居住的板房。为了接近他们，吴坎坎常帮他们搬家，每天累得腰酸背疼，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大家混熟了。一般谈话从生活开始，比如今天天气特别热啊，你从哪里来的之类，很快就能聊起来。如果直接说教，或直接问灾民家里有没有人伤亡是很忌讳的，会引起对方的痛苦。即便有时已经聊起来了，问到家里还有什么人的时候，对方可能一下变沉默了。

那些状态好一些的人会告诉他哪些人不太好，需要重点关注。后来他们又招募了东汽子弟做志愿者，这样更容易接触东汽职工，也更容易组织活动。

而孩子们由于年龄小，没有办法跟他们深入谈话，所以会组织一些活动，包括绘画、游戏、团队活动，让他们参与进来，获得一些支持，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由于没有经验，他们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灾区志愿者离开灾区时，孩子们依依不舍、抱头痛哭的场面非常感人，但是在专业人员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恰当的。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人与孩子太过亲密、界限不清，他们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认为你能替代失去的亲人的角色和情感。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离开会给孩子造成二次创伤。吴坎坎的团队最开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意识到之后就马上改正了。后来在2014年鲁甸地震灾区，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保持了一定界限，事先告诉孩子们开学时他们就会离开。

“在干预过程中，要尽量把感情转移到孩子的同伴和老师身上，而不是我们。”吴坎坎参与过2013年雅安地震后的心理健康课，团体活动的分享环节两个孩子不说话，其他同学走过身边看他的眼神也不大一样，整个活动的气氛变得压抑。吴坎坎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遇难了，但是明显感到他们不太对劲。

轮到其中一个孩子分享的时候，心理工作者给了他一些时间，同学开始鼓励他，有个同学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他立刻哭了，哭完之后愿意说出自己经历了什么。“我们的存在就是引导他们，让全班同学一起去支持这两个孩子，全班孩子都是支持他们的资源。如果不通过这样的团体辅导，班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可能还会继续回避这个事情，孩子会越来越孤僻。”吴坎坎说。

“心理支援只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帮助是他的社会支持系统。”他有个观点，中国最大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其实是国家主席和总理，只要他们一去，全民都受影响。

救援过程中，心理工作者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在位于德阳市人民医院的工作站工作一年多以后，吴坎坎返回北京写毕业论文，但是很久都没有动笔。他的创伤反应已经泛化了，不光是回避回忆所有的案例、场景和数据，情绪也有些麻木，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拖延到答辩前两个月才开始熬夜写论文，论文题目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心理神经免疫学机制》。

“每个到了灾区的人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心理创伤，看他自己有没有能力调整。” 中科院心理所刘正奎研究员说。他遇到一个护士，救援时她背后有一个小女孩埋在地下，小手伸在外面喊：“姐姐救我，姐姐救我！”她牵着女孩的手，不停安慰她：“等一等，姐姐一定会救你。”但是根本无法救援，小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傍晚离开了人间。护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闭眼女孩的声音就在她耳边萦绕，无法消退。

“这些人都需要我们在现场紧急处理，做一些危机干预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行为。”刘正奎说。

每年的春节、中秋节、清明，遇难者会特别难过，尤其是地震后的第一个新年。2009年春节，刘正奎带了20多个志愿者驻扎在北川县城的社区里。他们年前举办了一些活动，去各家走访，问寒问暖，告诉大家有问题可以找他们聊聊，并且锁定需要重点干预的人群。

年三十晚上，志愿者在社区巡逻，发现了两起自杀事件。有个男人家里只剩他一个，独自一人在板房里喝酒，喝着喝着就把酒往身上倒，然后点火自焚。巡逻小组及时发现了他，送医院抢救，但还是烧伤了。

刘正奎说，受灾者的心理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休克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和接受期。根据研究，自然灾害中9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心理水平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10%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这个数据在地震重灾区会更高。地震10年后，虽然大部分人都从中走了出来，还是有少部分人依然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之下。

吴坎坎觉得灾后心理援助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比如他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之后去做心理援助，受害者聊到那些被捅了几刀的情景让他害怕刀。之后的几个月，但凡看到锋利的东西，他都开始回避，这种回避持续了几个月。

灾难救援工作久了之后，对于一些心理创伤的问题他感到有些麻木，就像医生看待生死一样。在灾区工作，经常遇到次生灾害。在彝良灾区工作的时候，路上石头纷纷掉落车顶。“我自己肯定是有心理准备的。有了小孩之后我会做自己的心理工作，假设哪一天我出了个什么意外……”他说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