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我险些对坐飞机留下心理阴影。那阵子出差很多，为了省时间，我常常早班飞机去，晚班飞机回。有一次，定了晚上9点多的飞机，从上海回北京。北京雷阵雨，上海阴森森，飞机理所当然地晚点了。乘客们在咖啡馆、快餐店和登机口的座位上熬过了百无聊赖的3个多小时，终于在延误赔偿死线（4小时）到来前被赶上了飞机。

又在飞机上静坐了1小时，我们终于出发了。起先一切顺利，飞机的轰隆声让人心安。我迷迷糊糊睡去，却突然感到整个人上下晃动，好像坐在了正在爬碎石坡的吉普车里。遇到气流是常有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当这越来越强烈的颠簸超过20分钟，机舱内焦虑的情绪就开始蔓延了。孩子开始哭，老人也晕了，男人们用愤怒来掩饰脆弱，后座的女孩陷进男朋友怀里，边撒娇边碎碎念。40分钟过去了，颠簸依旧，我也神经质起来，看着窗外大片的黑暗和虚弱的城市之光，脑袋里闪过好些空难电影，又想起临上飞机前懒得打出去的那通电话。我违规打开手机，点开备忘录，写了一堆下了飞机立马删掉不想多看一眼的话。最后，飞机临时降落济南，那点恐惧和因恐惧而生的矫情就都烟消云散了。唯一的后遗症是，我打出了那通懒得打的电话。

回想起来，当时在备忘录里写下的都是些道歉话，那神经质的一刻并不为自己难过，而是替家人伤心，对自己有可能的遭遇心存内疚。几个月后，我从书架上翻到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的《人类的大地》，看到一段话，突然明白了自己在飞机上的感受：“我们发现自己不是遇难者。遇难者，是那些等待着的人，是那些被我们的沉默所威胁的人，是那些因为一个可恶的过错而撕心裂肺的人。我们不能不朝他们奔去。吉尧梅也是，他从安第斯山脉归来后也对我说过，他是朝着遇难者奔跑过去的！这真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如果我是孤单一人活在世界上，我就躺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