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评估自己的需求，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需要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之上。

费斯廷格分析，社会比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向上比较，即与那些比我们好的人相比，这种比较会导致不安全感与卑微感，挫伤自尊，甚至出现抑郁症状。另一种是向下比较，即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较，这种比较相对能让人们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提升自信。

社交媒体之所以是一个羡慕嫉妒恨的战场，是因为它很容易引发向上比较——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那么迷人，宝宝、钻戒、旅行、毕业典礼、体面的工作……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情，在滤镜的微光中，一碗面条都闪耀着诱人的光芒，给我们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和百味杂陈。

于是，你忍不住发出天问：“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

嫉妒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情绪

在《身份的焦虑》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写道:“世界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我们每天都会体验许多的不平等，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嫉妒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的人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但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

为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史密斯（Ricllard Smyth）认为，嫉妒（envy）通常源于两种因素的结合。第一是相关性：你羡慕／嫉妒的东西常常对你有着个人意义，就像焦大不会羡慕林妹妹，一位芭蕾舞演员的美妙舞姿也不大可能引发一个律师的嫉妒，除非这位律师也曾经有过芭蕾舞的梦想。第二是相似性，一个被我们嫉妒的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可比之处。同样以写作为生，但我不会嫉妒海明威。当我们嫉妒某人时，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与我们最为相似之人的成功。“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与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点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马特（Susan Matt）在《赶上琼斯家：美国消费社会中的嫉妒，1890～1930》一书中追溯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嫉妒作为一种社会情绪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报刊专栏上有各种各样的指导，关于如何处理嫉妒的情绪，如何压制，或者拥抱它）。

在美国，琼斯（Jones）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如今却带讽刺的意味，可以代表任何富有的家庭。“赶上琼斯家”这个俗语的含意是，人一旦变富有，或有点什么钱，就想跟隔壁的琼斯家做比较。比谁手上的钻石大，比谁的香奈儿款式多，比谁的老公有成就，比谁家的房子有气派。比来比去，就像绕圈子赛跑一样，永远没有尽头。

她认为，从1890年到1930年间，美国人的嫉妒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转变——它从一种罪过（“七宗罪”之一）变成一种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正常情绪，并成为新的消费社会的驱动力之一。

在这场转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此之前，社会比较大都局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至少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曾经遇到过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能做出相对客观、合理、细节化的判断。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成就，也能看到他们的缺陷和挣扎，社会比较是相对可接受的。

但大众媒体将家人、朋友、邻里之间朴素的社会比较，变成了与图像、页面和屏幕的较量。报纸、杂志、电影、广告，将一种看似远远优越于普通人的生活摆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