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过一本畅销世界几十年（还有几本相对不太知名）的科普书；坐在一架高科技轮椅上，身躯瘦小，头歪向一边，双手交叉放在腿上，戴一副方框眼镜，脸部肌肉也稍显扭曲，这让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似乎总是稍微带着一丝嘲弄；不时借着媒体发出惊人之语——这便是几十年来史蒂芬·霍金教授展示给外界的形象。然而只有去真正试图理解他的研究、他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才会明白他所展示给外界的形象与他真正的人生瓜葛甚少。在他21岁之后这55年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他的死亡的巨大征兆。那么，究竟谁是史蒂芬·霍金？

风格独特的英国病人

即使每个人都明白什么等待在生命的尽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去拖延或否认，尽量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生命正是以拖延死亡的方式而存在的。但对于霍金来说，在他21岁时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疾病之后，大概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受到死亡的迫近。这样的现实加上医生当时做出的他最多只能再活两年的诊断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也激发出了一个人所蕴藏的最强大的生命力，堪称一个残酷的人类学实验。

人们可以把霍金看作一个世界名人，或是看作一个研究宇宙起源和时空结构的神秘科学家，这两个身份对于霍金来说多年来早已纠缠不清。但只要亲眼见到过他在轮椅上瘦小的身躯，任何人都会马上明白，对于霍金来说，他自己首先是一个病人，一个逐渐丧失行动能力、被囚禁在自己身体里的神经元疾病患者，一个在患病后存活了50多年、以坚强的求生欲望创造了医学奇迹的英国病人。

霍金的身体对比和他同样有名的装配有电脑和显示器的高科技轮椅来说未免太小了一些。与在照片上和摄像机前显示的不同，我在剑桥第一次见到霍金时只是认出了他的轮椅。当时霍金住在剑桥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附近，在2005年夏秋时节的傍晚时分，我常能见到他坐在轮椅上，在夕阳和晚风中被一个妇人推着走在剑桥的银街（Silver Street）。夕阳中，霍金教授瘦小的身体毫不动弹，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他和他的轮椅逐渐在下落的夕阳中成为一个黑色的剪影。

斯坦福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伦纳德·萨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记述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次见到霍金时，对霍金坐在轮椅上瘦小的身躯感到震撼，他估计霍金当时大约只有45公斤左右。前微软高管、美国高科技创业家纳丹·迈沃尔德（Nathan Myhrvold）也回忆起他在1983年前往剑桥跟随霍金做博士后研究时，第一次见到霍金时的感受。他写道：只要你曾经和霍金一同工作过，看到他真实的病痛，你就很难会为自己感到难过。霍金的疾病所带给他的痛苦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思考宇宙的起源和黑洞的性质，研究那些距离自己上百亿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以及数百万光年之外的天体似乎也是一种安慰，这让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自从在1963年确诊以来，运动神经元疾病就以一种缓慢但不可阻挡的趋势让霍金逐渐丧失行动能力，他的身体开始成为他的监狱。在20世纪70年代时他尚能以一种让人担心过的方式开车，到了80年代他就已经完全被囚禁在轮椅之上。情况仍然在不断恶化，南安普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玛丽卡·泰勒（Marika Taylor）因为在中学时读了霍金的《时间简史》决定学习物理学，而在剑桥大学听了霍金和彭罗斯关于黑洞的演讲之后决定进行宇宙学研究。她从1995年开始师从霍金进行博士研究，根据她的回忆，那时霍金已经不能只是在研究生的帮助下生活，而是需要来自专业护士的照料。后来逐渐开始有了一个医疗和助理团队围绕着霍金。

霍金能够在患病的几十年里始终得到精心照顾，这在一方面依赖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另一方面，在后期支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也要依赖各种基金的帮助，以及霍金撰写流行书籍、参加各种电视节的收入。一个围绕着霍金的医疗团队，这种看上去的排场实际上正如一把看得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提醒着霍金生命的脆弱和可贵。

病人霍金最想摆脱的，大约也正是一个瘫痪病人的形象。只要是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他都尽量不让别人代劳，大概正是这种不懈的努力延缓了他肌肉萎缩的速度。无论是否面对大众或媒体，他总是试图表现出积极的一面。泰勒教授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霍金在逐渐失去自己的声音的过程中，仍然不断试着给身边的人讲笑话，尽管他的声音越来越难以辨别，就连简单的一句话他也往往需要重复四五次才能让别人听清。

这种特殊的身体状况，造就了霍金独特的风格。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首先必须能够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在头脑中做出尽量多的运算。在有限的表达能力之内，他更是必须直奔主题，首先选择最重要的内容与别人交流。这种风格让跟随他做研究的博士生们从来无法体验到导师的循循善诱，而总是直指问题的核心。

霍金在20世纪80年代没法再说话之后，拥有了一种带有美国口音的合成声音。他通过声音合成器进行发言总是需要非常简洁，不可能为学生讲解如何进行计算。因此，在霍金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也非常刺激，因为学生有足够的机会独立完成重要的工作。泰勒教授至今都记得当她在完成了霍金布置的任务之后，导师脸上露出的赞赏的微笑。

霍金的重要合作者与好朋友、牛津大学的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则在纪念霍金的文章中写道：跟随霍金进行研究的学生与自己的导师会面堪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霍金会在没有详细解释原因的情况下就让自己的学生走上一些看上去希望渺茫的研究路径，而想要理解霍金指导的真正含义则有如解开神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