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方生方死的关键时刻，踏进了两个人内心中共同深为恐惧的洞穴——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天分有充分了解和信心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浮华时代和喧嚣城市，但却永远感觉是个无依无靠、四顾不应的孤儿——并最终寻到了自己所寻找的宝藏。

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主人公身上诚实地投射了自己深重的孤儿感，而这种诚实是最能引起生活在财富一边井喷般产生高塔般积累，一边又可能如泡沫般消失的盛世危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种种情形极其相似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香港——里面的人的共鸣的。谁不曾为每一秒钟都在冒出来的机会感到兴奋？谁又不对难以预测、散发着死亡腐败气息的未来心怀恐惧？但谁又有必胜的信心，自强自立之后，就一定能够“成人”——成为自己所向往的人？

人的悲欢离合不过36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

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

从那时起，从英国开始，体力劳动者、女性和儿童的境遇有了极其显著的改善，许多人开始像老史克鲁奇一样，意识到进步并不是一切，每个人都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快乐或不幸，而这些幸福可能存在于十分细小和微不足道的事情之中。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公平、耻辱、恐怖、丑陋，那么你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摆脱这样的境遇——这是狄更斯父母的逻辑，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众多进步主义者奉行的逻辑。

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事实是，狄更斯的家庭，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算穷，而是住高尚社区、有体面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父亲负债累累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是花在金表、钢琴、好衣服、大房子和孩子的私立学校这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其“阶级向上流动”梦想的投资性消费上

“外国早有评论家指出，人的悲欢离合不过36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显而易见在其创作过程中，受到过1946年去世的法国作家乔治·普罗迪（Georges Polti）的经典著作《三十六种戏剧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