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而言，失去纪南城不仅是失去一个都城，更是失去了祖先早期的根基。

事实上，汉朝的宫廷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许多功臣也出自楚地。秦末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虽是预言，却深刻反映了楚人对秦朝的仇恨与反抗意识。在刘邦和项羽起义时，张楚政权对他们给予了支持，项梁与项羽还从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并拥立他为王，被称为“楚义帝”。因此，楚国的文学形式能够延续至汉，在情理之中。屈原的再发现，不仅仅是贾谊或司马迁个人的功劳，而是汉代对楚文化全面重新认知的结果。

汉代是文化大融汇、大整合、大总结的时代，如果说其典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政从秦制’，那么可以说其文学艺术则是‘文尚楚风’。

刘石林说，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诗：“昔日子长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这里的“子长”指的就是司马迁，他被屈原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泪水洒落之处，至今未生草木。

历史的痕迹在这里留存，这或许是司马迁追随屈原足迹的最好见证。

司马迁自述早年生活时曾说自己一直“求亲媚，于主上”。这句话，今天听来或许显得与他的形象不太相符，但用在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身上，却恰如其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李陵辩护前，司马迁心中依然怀有对汉代统一的美好憧憬，对汉武帝也心存敬意。然而，为李陵辩护的经历让他看清了专制帝王的残酷，改变了他原本迎合权贵的仕宦思想。此后，他的笔锋愈发锐利，开始关注那些与他一样被压迫的普通人，对他们倾注了更多的同情。

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曾指出，“屈原的形象是一种合成文本的构拟，寄寓着汉帝国文人怀旧的理想和处于转型时期的抱负”。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塑造屈原的形象，表达各自的情感，刘安、贾谊、司马迁皆是如此。因此，屈原的形象得以代代相传，愈加丰富，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融入集体的文化记忆中。

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不同，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国家和军队的组织力、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战争不仅限于贵族和国人，而是波及全体居民。

不过，刘石林认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八个字，实际是司马迁的自画像。真实的屈原，更接近唐代沈亚之在《屈原外传》中描绘的“瘦细美髯，丰神朗秀”的形象。在刘石林看来，屈原的自沉也许并非绝望的选择，而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楚人的生死观与现代人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死亡只是另一种存在方式。屈原渴望通过楚国的力量实现统一华夏的理想，尽管最终遭到流放，但他的理想始终未变。《离骚》中他写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他是为了寻找实现“美政”理想的境地，以及志同道合的“美人”，才选择遨游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