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和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创作经历，无论《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还是《夜宴》、《赤壁》，都给我一种强烈的“家国”概念，这是否与知青经历所形成的责任感有关？

盛和煜:肯定是的。“文革”开始，我们就像当年李秀成形容的农民起义，是“蒙蒙而来”的，以为自己做着天底下最正确的事情，真是抛头颅洒热血。我曾经一个人阻挡农民进城的道路，一个人站在那里，想劝说他们，可是农民根本不会听我说，他们也是疯狂的，一拳就把我打到了一边去。后来又在产业工人之间，发现一切又都完全不同。我经常说，剧作家不能是政治家，但一定要是思想家，现在我们国家，有思想还是稍稍有一点可怕，但我不怕。哪怕是主旋律，我仍旧要体现一些独立思想的闪光，不要做一种政治概念的解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比如《恰同学少年》，老百姓喜欢才是我最看重的，中年人看了思考，老年人看了怀旧，青年看了是一种仿效，都要带给他们些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