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失传于宋朝以后。我们今天见到的复制品有两类:一类是唐摹本、古临本之类的墨迹本，不过三十余帖;一类是刻本，俗称“刻帖”，合有260帖左右（有十余帖与墨迹本重）。照此计算，现在存世的王羲之书迹数量为270帖上下。如果剔除其中的伪作，则不足此数。传世的“王书”，除了《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兰亭序》等篇是抄写前人或自己的文章，其他都是尺牍书迹。

“尺牍”之名起于西汉，那时用一尺之长的木牍写书信，故有此名。尺牍包括公私信札书疏，属于据事直言的“应用文”，后来尺牍也讲究辞令优美，成为一种“词有专工”的文学形式。收藏名人尺牍书迹的风气也可以追溯到西汉。《汉书·游侠传》说到一位陈遵，以豪侠闻名于世，封侯居长安。那时犹存尚侠之风，列侯、近臣、贵戚都成了陈遵的“粉丝”。《汉书》特别提到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好事者收藏陈遵的尺牍书迹，固然有“唯是书疏，可以当面”的作用，但是《汉书》里点明陈遵“善书”，看来书法也是收藏尺牍的亮点。东汉的皇帝也喜好收藏名人尺牍，而且重视书法的品质。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明帝，他生活的年代比陈遵只晚半个世纪，当北海王刘睦病重的消息传来，他立刻遣人赶往刘睦的封国，令其“作草书尺牍十首”，了却收藏的心愿。刘睦和陈遵一样，既能文辞，亦善书法。还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为了得到草书名家杜度的书迹，特许他破例用草书写奏章。

魏晋时期，“工尺牍”和“善书”被士人视为一种值得称道的文学修养和才能。这种情况在魏晋以来的史籍里得到反映，正如学者吴丽娱指出的那样:“言尺牍而专重书法”，“言书法则不离尺牍”。魏晋是书家辈出的时代，许多书家都擅长尺牍之学，所以尺牍之迹因书法见重于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书家写的尺牍更有收藏价值。《三国志》记载的胡昭就是一个例子，此人隐居不仕，书法却与做官的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大书家齐名，所以他写的“尺牍之迹，动见楷模”，成为学习书法的范本。钟繇用便捷的行书写尺牍，开了尺牍书法的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