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在时装周上做一场秀，制造了一个话题（通常情况下，是每一年最大的几个时尚话题），再让它扩散到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出现在各个平台之上，其传播周期和传播频率都是循规广告难以企及的。时装周上所制造的信息、图片、影像和话题，会持续发酵，直到下一季的新秀来临——换言之，就是半年的热度。将做秀的成本，平摊到每一次传播上，秀就非常值得了。很难再找到一种别的方式，像时装周这样，花一定的钱，取得如此广度、深度和高频率的传播效果。

社交媒体风头无两。在2017春夏时装周上，5800万人创造了3.98亿的Instagram互动（包括发文、评论、点赞）。通过Instagram分享信息的Instagirl，是SNS时代的时尚女王，其中最当红的几个：肯达尔·詹娜（Kendall Jenner）、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和贝拉·哈迪德（Bella Hadid），除了登上各国版本《Vogue》封面，在走秀、广告、代言方面也大获全胜。三位在Instagram的追随者，加起来超过1.0866亿

社交媒体上，品牌积极发声，毫不掩饰其对于网络和“千禧一代”的青睐。杜嘉班纳的官方微信这样写道：“你要勇敢承认世界正在改变，而年轻人就是带领着世界向前的首领。思想充满前瞻性的设计师觉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拥有独特的文化与鲜明的价值观，他们是自成一格的群体，不受外界影响。他们独立自主，透过社交媒体沟通，与志趣相投的人往来，不断地学习和创造新的思想和工作。拥有着成年人无法理解的一套语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四大时装周在全球的时尚产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每年全球趋势的传达者。然而，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变得简单易行，预算有限的品牌公司，通过网络进行时装秀发布，只需要几个模特和一个空间足够的场地。通过镜头捕捉的细节，甚至比在真实秀场看到的还要清晰。

德勤公司的研究称，“千禧一代”消费者十分看重“分享价值”。因而，他们对于品牌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对于环境的影响十分在意。与此同时，大牌也与时俱进地在“数字化”上进行跟进。

“千禧一代”和“数字化”，于是成了各大咨询公司、机构和媒体为而今的高级时尚与奢侈品产业圈出来的“下划线加粗”亮点。德勤公司《2016奢侈品全球力量报告》称，当前推动奢侈品增长的四项关键因素，是“风”“土”“水”“火”：其中的“风”与“土”指旅行和财富；“火”与“土”则分别是“千禧一代”和数字化。

“千禧一代”成长在娱乐和传媒受到互联网影响和驱动的年代，他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有别于前代。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前代，也更愿意接受改变。调查显示，他们注重个体自由，相较于前辈，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意识。与此同时，由于生活在社会物资丰富的年代，他们没有物质匮乏感。这使得他们对于物质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乐于消费，惯于使用；另一方面十分挑剔，没有崇敬。

另有一些调查者将“千禧一代”的结尾放在了2000年早期。在高盛公司的调查报告和《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里，“千禧一代”指的是出生于1980到2000年的一批人。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出版于1991年的《Generations》一书中，陈述了社会时代阶层理论，被称为“施特劳斯－豪代际理论”。书中“千禧一代”的起始线，是1982到2004年。然而，尼尔·豪也在书中说，“千禧一代”与其后的“Z世代”，边际线是不确定的。

对于“千禧一代”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因而，也有一些人将70年代后期当作“千禧一代”的源头，比如尼尔森媒介研究，就将1977～1995年作为“千禧一代”的出生阶段。大多数研究者则认为“千禧一代”的出生时间点从80年代早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结束

“千禧一代”（Millennials），也被称为“Y世代”，指的是“X一代”之后的新一代。这个人群的年龄起始，没有精确的时间定义，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千禧一代”，指的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00年之间，伴着“千禧年”成长起来的一群人。在中国，“千禧一代”通常指的是“80后”“90后”。“千禧一代”的特征，因为地域、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差异，各不相同。其共同特点是，对于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的熟悉和依赖。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是典型的“互联网原住民”（Digital N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