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1971年10月26日，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过家鼎是送行人员之一，他回忆说，在汽车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此后，就在从北京飞上海的途中基辛格知道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在场的过家鼎记得，基辛格也就耸了耸肩膀，“也许是中国人在旁边，不便露出激动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想明白了，正是美国与中国的来往，促使大批犹疑不定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那票否决权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进入联合国，肯定能仗义执言

得道多助

谈判好手黄华，与美国人有过在朝鲜的谈判接触过的，作为对手朋友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