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马拉拉17岁。与拉宾、曼德拉、特蕾莎修女这些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或慈善家相比，她年轻得似乎难以承载厚重深邃的政治传奇或国家命运。她的故事一眼见底，通透，甚至略微单薄：她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12岁起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乌尔都语栏目撰写“巴基斯坦女学生日记”专栏，因倡导女性受教育权迅速成名；她组织成立马拉拉教育基金会，公然对抗塔利班禁止女孩受教育的政策，因此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枪击，头部中弹，子弹穿过她的头部和颈部，停留在肩膀。她在英国接受治疗，得到康复，也受到西方世界关注；不仅在2013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联合国还将她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

2013年10月19日，马拉拉在父亲齐亚丁的陪同下出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举行的全球公民委员会首次公开会议

马拉拉的成名，无疑有强大的名人效应和媒体宣传攻势的助力。她遭枪击的几天后，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将她比作纳粹统治下求生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歌星麦当娜在洛杉矶的一场演唱会上特意为她演唱了一首《Human Nature》；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安吉丽娜朱莉向她的“马拉拉基金”捐了第一笔款；她在英国伯明翰医院接受救治时，巴基斯坦时任总统扎尔达里前去探望，衣领上别着印有她照片的徽章。没有什么比个人所受苦难和死亡更能塑造一个政治象征符号的了，马拉拉于是迅速成为受到严格保护的国际偶像。也有人质疑，她的人生戏剧也许根本难以与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南非总统曼德拉这样的人物相媲，她也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统治下唯一勇敢的女孩——在马拉拉受枪击时，还有两位同龄女孩也受了轻伤，她们已勇敢返校。在巴基斯坦国内，有一些政要说，马拉拉的演讲已经成了全球消费品，更多是为了取悦西方；不少巴基斯坦媒体也评论，马拉拉成了西方“白人救世主”的广告代言人。就在马拉拉受到美国赞扬和褒奖时，巴基斯坦正受到美国无人机的轰炸，这激化了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也让马拉拉一度成为在她的祖国备受争议的人物。

对年轻的马拉拉来说，她的父亲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马拉拉与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Christina Lamb）合著的自传《我是马拉拉》一书中，她讲述了她的父亲齐亚丁的成长经历。齐亚丁进大学的那一年夏天，独裁将军齐亚哈克的飞机神秘失踪；第二年，巴基斯坦进行了全国大选，贝娜齐尔布托赢得了大选，成为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齐亚丁加入了学生组织，当时巴基斯坦的官僚机构和政府职位都被旁遮普人占据，齐亚丁的组织的宗旨是为普什图人争取平等权利。英语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的齐亚丁，苦于大学里越来越严的宗教思想管控和在校任教的微薄薪水，于是决定办学。就这样，他们在当时还算一个旅游地的斯瓦特开办了英语小学和中学。办校初期，财政艰难，齐亚丁既是老师，又是财务和校长，同时也是清洁工。直到2001年，齐亚丁和马拉拉听说，遥远的地方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在我们这个房子最多只有两三层楼高的地方，我对纽约和美国一点概念都没有。父亲的学校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在自传中，马拉拉写道。在马拉拉的那个村庄里，女性的地位很卑微。她的少年记忆中，村庄里一位16岁的美丽女孩，曾爱上了一位年轻小伙子，当小伙子路过她门前时，他们眉目传情。但这种“调情”对男人是可以的，对女人来说，则是一种耻辱。后来传闻那个女孩自杀了，最终却发现，她是被家人毒死的。在村里，父亲将十来岁的女孩卖给老男人做小妾，以及家庭暴力这样的事并不鲜见。齐亚丁给了马拉拉巨大的影响。他让她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简爱》这样的小说，给她讲穆罕默德金纳、甘地、林肯的故事，并让她坚信：“马拉拉就像小鸟一样自由。”马拉拉的童年时代，还是民主政治的巴基斯坦政坛上，贝布托与谢里夫不断轮换着执政，没有谁执政满过届。然后，穆沙拉夫登上了政治舞台。2001年后，同为普什图族的塔利班势力的阴影则从阿富汗向斯瓦特山谷推进。齐亚丁的学校规模已扩大到了几百人，他总在夜晚与朋友坐在房顶上谈论政治：奥萨马本拉登在坎大哈，美国正向阿富汗派兵，要推翻给予他保护的塔利班政权，因而需要巴基斯坦的帮助，就像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曾依靠阿富汗抵抗苏联一样。然后，穆沙拉夫将军走向了国际舞台，就像当年的齐亚哈克将军一样，他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受到了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的接见。唯一的问题是，塔利班正是巴基斯坦情报机构ISI的创造物；很多ISI的官员都与塔利班领袖有很紧密的关系，也有同样的信仰。但这一切，似乎与马拉拉还没有发生直接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