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郦菁

一位性侵受害者决定夺回自己的名字。她叫香奈儿·米勒，有一半华人血统，一半犹太血统。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她在酒后无意识的状态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被在校学生布罗克侵犯。从此开始，在长达四年的司法过程中，她都以埃米莉·多伊的化名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之中。埃米莉时而是一个被动无助且面目模糊不清的受害者，时而是酗酒无度、专擅昏厥的 “派对动物”；甚至被假想成一个放荡的红发女郎，或是拉丁裔女性。化名的初衷当然是保护受害者的隐私，但正如香奈儿自己所言：“我厌倦了作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存在，他们书写我的故事，我却对此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夺回自己的名字，正是为了夺回叙述的权利。这是一场她与媒体、与公众、与性侵犯们、与司法系统，以及与自己的战斗。

起初，难以承受的耻辱和愤怒迫使她把自己一分为二：埃米莉的那部分，可以把所有混乱和痛苦都交给她，然后或是切割掉，或是暂时 “放在一个罐子里封存起来 ”；香奈儿的那部分，则竭尽全力维持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 “垂直分裂 ”。但在此后每一个脆弱的时刻，这种二分法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而香奈儿选择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来解决这场战斗，陈述自己真实的遭遇与怆痛。文学对她不仅仅是疗伤之途，也是找回敏感性与整全性的实践。由此，香奈儿得以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重获对于身体和情绪的控制权。香奈儿最终与埃米莉和解。难能可贵的是，香奈儿从未陷入一种命运无常的怨恨，或者是对伤痛不加节制的书写。感性化从来只能导致认知的关闭，自我的踯躅不前。实际上，她的作品可以打开更多的反思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关心性侵幸存者的心灵状态，或是现代社会中性别关系的一般结构，抑或是个体与制度对抗中的持续困境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次生伤害与“性侵幸存者”

性侵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孤立事件，而是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物，是源自某些不平等和剥削性社会关系的犯罪类型。侵害的发生比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妮弗·赫西与西玛斯·汗教授在二○一四至二○一九年所主持的校园性健康与性侵害调查显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女性曾遭受不同形式的性侵，而男性比率为八分之一，其他非传统性别群体更高达三分之一。同时期其他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至少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性侵诉讼数量居高不下，但定罪率往往是最低的之一，这源自超低的认罪率和超高的撤诉率。戴利与鲍赫斯二○一○年的数据说明，前英联邦国家中只有大约 14%的性侵案例报警，其中 30%进入诉讼环节，其中又只有 20%进入法院审判，而最终的定罪率仅为12.5%。

如此普遍的司法 “正义差距 ”（justice gap），遮蔽了性侵带来的长期而多重的伤害。首先当然是对于个体控制和保护自身身体这种最基本权利的破坏。这并不因性侵结束而结束，恰恰是性侵之后才渗透到自我的每一个角落，如阴影一般跟随受害者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对于身体的使用。所有的羞耻、痛苦、恐惧与焦虑，都是事后才一一接踵而至的。香奈儿在事发当时因为醉酒失去了意识，因两位路过的瑞典学生见义勇为，她才得以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她被告知自己 “成为 ”强奸受害者。但这种表面上的间接性并不能丝毫减轻她的创伤：她的自我碎裂了。在此后数年，她惶惶于每一个脆弱的时刻，害怕突然失去保护，她的精神和身体开始萎缩。

相比之下，另一种次生伤害发生在司法领域和公共空间。对于其人格的质疑和贬损，关于过往性经验、性侵细节的无穷尽拷问，使得受害人一次次陷入 “再创伤化 ”的经历，很多甚至比性侵本身更为剧烈。实际上，根据美国的法律，法庭质询禁止提及原告的性经历。然而，辩护律师可以有一千种替代性的方式来发问，比如：“你有男朋友吗？你专一吗？你性活跃吗？你有劈腿的历史吗？”媒体的审判往往更加缺乏约束。香奈儿在医院接受询问时的陈述是最早被公开的材料，而事实很快被挑选和重构了。在此后的报道中，她参加兄弟会派对，在派对上喝了几杯酒，喝得失去意识等等事实被反复渲染，而另一些细节则被抹除，比如施害者在派对上还试图接近香奈儿的妹妹，并在侵害过程中发照片给好友加以炫耀。香奈儿曾坦言：“我感到我生活的围墙被推倒了，整个世界都爬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