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耘娜

“男主外女主内 ”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性别角色设定。时至今日，选举平等、同工同酬，女性已然合法地走入公共世界，却仍时刻需要回应这种社会期待。女性依然在努力冲破这个设定，更有甚者，会将所有相关问题上升为性别战争，社会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也随之走向极端，谈“女权 ”而变色。同时，在女性群体内部，“职业女性和全职太太是友是敌 ”的发问，令人对女性是否能够作为整体去寻求处境的改善而深感忧虑。

尽管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上，中西社会差别巨大，但在 “男主外女主内 ”的意识上却不难找到共鸣。事实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爱尔斯坦的《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一书（以下简称《公》）讨论的正是上述困境。

一、公共—私人边界的划定和逾越 

“公共——私人 ”这组概念是西方性别研究的一个关键入口，在西方思想源头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二元的世界：公共领域是言说的空间，而私人领域则寂寂无声。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限定在沉默的区域，公共的话语则由男性公民垄断。

在爱尔斯坦看来，柏拉图算是密尔之前对女性最友好的思想家，在他由言辞构建的城邦里，少数优秀女性能够成为护卫者。只是，女性成为护卫者，多大程度是出于护卫者群体再生产的需要呢？或许女性能否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柏拉图构想的前提 ——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分别对应着理性和爱欲，公共世界至高无上，私人世界则对公共世界构成了威胁。因此，理想国实际上建立在对私人生活、私人目标严防死守的基础上，正义秩序的代价是取消私人领域，铲除家庭和婚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公私之间的冲突。

真正把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的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假设在公—私界定中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男性统治、女性服从都是天性使然。女性仅有不完全的理性，因而只能在家庭这个 “必然王国 ”中度过一生。不过，爱尔斯坦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古希腊 “厌女症 ”的批评上，会忽视亚里士多德带来的重要启发：“……什么才是可行的政治、政治共同体以及公民身份 ”（《公》，57页）。这对女性主义或许意味着：要开锁首先需要弄清锁的结构。

爱尔斯坦指出基督教的兴起将一场道德革命引入，带来了公——私界限的松动。其中，语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奥古斯丁是古希腊 “厌女症 ”的破坏者，他用被压迫者的语言发出了声音，因而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也得以打破沉默。随后，路德不仅肯定个体的信仰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共同的生活，还支持教徒使用本地的、普通人世俗的语言去探讨重大问题。女性的日常语言就是方言，这使她们得以跨越过去由特定语言和学识构成的藩篱，改变因为普遍缺乏教育而造成的 “失语 ”。

不过，基督教革命之后，短暂的转机消失了。马基雅维里对德性概念的重塑再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公——私领域划定的界限，同时，他将 “善 /恶”等评判私人德性的语汇踢出了公共领域。由此，不止重新划定了公——私界限，而且扩大了二者之间的裂痕。爱尔斯坦指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可视为对软绵绵的、女里女气的基督教德性的一种防御。”（《公》，106页）不过，新的德性概念与体力及武装的公民相联系，对于身体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公共领域再次变得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