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8日，加尔各答一个左翼社会团体的成员在当地火车站举行集会，声援全国农民反对新农业法案的抗议示威

“让我们去德里”

“对莫迪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况：过去一次次被他的宣传攻势俘虏的那些人，现在变成了他的反对者。”尼兰扬·瑟卡尔（Neelanjan Sircar）博士用担忧的语气告诉本刊。随着美国流行音乐天后蕾哈娜和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先后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呼吁，印度农民抗议莫迪政府的街头示威正在升格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莫迪很善于把自己塑造成国家机器与底层贫民之间的协调者，但这一回他做不到了。”瑟卡尔表示。

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和印度阿育王大学的助理教授，瑟卡尔从未怀疑过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对农村选民的吸引力。他告诉本刊：“自2014年登台组阁以来，莫迪本人没有举行过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是通过每月一次的广播讲话以及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直接对底层民众发声的。”这种“平行沟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分隔了莫迪本人的形象以及由他领导的人民党（BJP）政府，使前者不至于为后者的政策变动所影响。而对长期坐困于腐败低效的行政系统，同时文化程度通常较低的印度农民来说，自1947年独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有政府领导人愿意通过“直接喊话”（尽管是单方面的）方式和他们保持联系。这随后促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神话的诞生：执政党可能犯错、可能恃强凌弱，但莫迪永远都和穷人站在一起，永远值得信赖。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达·帕伊（Sudha Pai）很早就注意到，在外国投资者和印度底层民众眼里，莫迪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看到的是一位胆量惊人的“印度首席推销员”；此人为了迎合国际资本的逐利需求，不惜动用从立法到行政在内的一切手段调整市场环境，以吸引直接投资入场。2016年震动全国的“废钞令”以及紧随其后的税制改革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他们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由普通民众默默承担了。但印度基层选民，尤其是来自中部和北部省份的贫农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莫迪——这位总理大张旗鼓地在农村推进冲水公厕、供电设施以及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同时不遗余力地维护印度教信徒的权益。“选民已经习惯了政客的信口开河，很少有人会像莫迪那样信守承诺。”帕伊告诉本刊，“当然，他也非常谨慎，总是把具体的政策细节留给其他官员去处理。这就使得人们永远只是抱怨某个联邦官员或者自己邦的政府，却不认为错出在莫迪身上。”作为整个亚洲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国家，印度在“大流行”期间有超过15.7万人不治去世；但《今日印度》杂志在2020年8月底进行的民调却显示，有78%的民众对莫迪在这一年的执政成绩表示满意。

2020年4月21日，一名印度自耕农在北方邦城市布兰德舍赫尔的麦田中收割小麦。总数超过5亿人的小农构成了印度第一产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也是新农业法案的直接冲击对象

然而“满意”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随着印度国会两院在9月下旬连续通过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成千上万愤怒的农民开始从有着“印度粮仓”之称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涌向首都。他们高呼着“Dilhi Chalo（让我们去德里）”的口号，乘坐卡车、拖拉机甚至摩托车，千里迢迢抵达新德里近郊，在简陋的露天营地搭设帐篷过夜。每天白天，人群都会前往首都高速公路入口处呼喊抗议口号，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法案，并挥舞自制的海报和宣传标语。最大在野党国大党（INC）、印度退伍军人协会、超过10个全国性工会团体以及多个产业劳动者协会成为了他们的响应者；在这些组织的协调下，2020年11月26日，全印度数十个邦爆发24小时总罢工，参与者达到数千万之众，同时超过20万农民继续朝新德里进军。在示威者云集的卡林迪、希拉等省界地带，防暴警察架起了带铁钉的路障、铁丝网和拒马，动用消防水炮车朝人群喷水，一些地区还使用了催泪瓦斯。

举国沸腾之下，神隐多时的莫迪终于现身。2020年11月29日和12月18日，他连续两次通过视频连线发表对示威者的讲话，每次时长都接近50分钟。然而这一回，总理的“平行沟通”却让他以往的支持者们越发愤怒了：莫迪不仅指责在野党“误导”“欺骗”民众，蓄意制造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危机，还言之凿凿地宣称，新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种植者增加收入”。他“听说”在前几个月，哈里亚纳邦某家农户通过直接向超级市场和餐厅供应蔬菜，“赚取了更多现金”，由此看来新法案对普通农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政府愿意“低下头来倾听反对者的声音，谦卑地讨论每一项问题”，但绝不会撤回木已成舟的法案，不会终止对农产品采购体系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