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洪流

口述/洪流

从散户时代到机构时代

1999年，我从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拿到了金融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和一般的基金经理入行路径不同，我是从战略管理研究入手的，然后转到行业性研究。我刚工作的那个年代，中国基金业刚刚起步，规模和体量都还很小，现在的很多基金公司在原来都只是证券或信托公司的一个子部门，所以搞证券的人其实不太看得上基金。

中国最初发行的都是封闭式基金，后来才允许做开放式基金，早期的投资人基本都是散户，市场很不成熟，乱象层出不穷。十几年前，基金业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当时行业发展粗放，法律监管滞后，市场盛行所谓的坐庄、老鼠仓、内幕交易，由此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基金黑幕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后，基金业开始了合规化的道路，整个行业也迎来大发展。

我第一次真正管钱是在2010年，当时是做机构理财，管了4个亿。2013年，有一家台湾投资公司和一家厦门公司要组建一家基金公司，邀请我去做他们的首席投资官，我才从证券行业进入基金行业。我在证券公司做资产管理，也就是所谓的集合理财，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信托，跟基金的操作很相似。但是券商的集合理财的受众主要是证券公司的高品质客户，而公募基金面向的是普通投资人，更像一种普惠金融，而且你能够把很多价值投资的理念放进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2019年之前，中国公募基金的规模相对较小，像混合型基金，规模连1万亿元都不到，偏股加上股票型基金可能也只是2万～3万亿元。公募基金的跨越式发展，是从2020年开始的，可以说这一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基金投资的时代。很多老百姓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把手上的闲余资金投到基金产品上，再加上利好政策、基金本身的赚钱效应推动，基金的管理规模和产品数量都在迅速增长。

为什么恰好是在去年这样一个时间点出现大爆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首先，大家都知道，在2018年之前，中国其实是一个刚性兑付的市场，大量的金融产品是一种所谓的表观固收，隐形刚兑的产品形式。在此背景下，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以偏股或者股票型基金为代表的基金产品，它的增长受到这些刚兑产品很大的分流。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都是放在房地产上，因为房子在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刚性兑付产品。但2018年之后，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确立，居民资产需要寻找一个新的配置方式。而正好从2019年开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定位的逐渐上升，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回报的基金产品，其规模、数量与业绩的记录都越来越好。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居民资产开始转向其他市场，基金产品就成为了一个选择。当然，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也是极其关键的。2019年，A股推出科创板，注册制和退市机制改革的进行，进一步拓宽了居民资产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在资金面、利好政策，以及基金赚钱效应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就看到基金市场迎来了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