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从志
04-15·阅读时长18分钟
过去10多天里,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关税战”一直占据着全球的新闻头条。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公布一揽子“对等关税”计划,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打击范围,而且加征关税的幅度远超外界预期。此举彻底颠覆了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秩序和规则,引发市场的强烈动荡。但到4月10日,特朗普又戏剧性地宣布暂缓实施“对等关税”90天,只对中国加征关税至125%。这被视为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反制计划的进一步报复措施。反制,再反制,从34%到84%、104%,再到125%,白宫最新公布的数字是145%,中美之间的“关税战”看起来进入了一场数字游戏。
4月11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自4月12日起,调整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此前的84%提高至125%。公告还表示:“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
美国当地时间4月11日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又宣布,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半导体晶片等进口电子产品的“对等关税”,其中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125%高额关税。
风暴仍未止息。超高关税壁垒给两国的制造商和从业者带来的痛苦正在显现,这不仅是因为令人难以承受的关税成本,更是因为从业者对未来陷入了迷茫。特朗普为何要发动这场“关税战”?如果超高的关税壁垒持续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中国企业要如何应对?本刊在4月10日和11日分别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屠新泉认为中美贸易的脱钩已经是大势所趋,只是速度和力度的问题。如果超高的关税壁垒持续下去,中国方面首先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出口企业先撑过最难熬的这段时间,这对中国保持产业链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何平则从金融的角度,揭示了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是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难以撼动的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在4月2日宣布对全球加税后,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0日又宣布暂缓实施“对等关税”90天,唯独对中国继续加税至125%。市场对此举出现了两种解读,一种认为这是特朗普迫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另一种则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策略,因为他的真正意图是遏制中国。你怎么看特朗普这个新的调整?
屠新泉:我的判断是,这不是特朗普的什么策略或者阴谋。特朗普是一个凭直觉做事的人。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就想过对全世界加征关税,只不过当时内外部的阻力太大,特别是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的掣肘,他做不到。这一次,虽然特朗普的团队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建制派,但我认为他同样做不到。你可以看到,过去几天,资本市场的反弹非常激烈,应该超出了他的预期。尤其是美国国债前几天的收益率暴涨,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经济现在就是靠债务支撑,如果它的债发不出去,美国经济就会崩溃。
相比股票市场的变化,国债的变化对特朗普的影响要更大。因为股市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账面价值的变化,就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的:你拿着,别卖就行了。但债市可不一样,国债利率大幅上涨,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支付更多的债务利息。现在大家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到底是谁在抛售还不清楚,但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利率不断上涨。如果国债的利率大幅度提高,政府就不能借新债还旧债,击鼓传花的游戏就要崩了。这对美国经济,尤其是对美国政府的运行有巨大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临时的调整吗?
屠新泉:我认为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有很多人提到这样调整后,就变成了只孤立中国,把其他国家都放过了的局势,甚至会形成对中国合围的态势。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美国现在跟别的国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只是说对它们暂缓90天,按照10%的标准来加征关税。这样一来跟2018年那次加征关税有什么区别?用得着绕这一圈吗?如果只是为了孤立中国,可以一开始就只对中国加征,我们其实不会感到意外。为什么他要把全世界都得罪一遍,然后再来针对中国?逻辑上说不通。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这一轮“关税战”当中的“数字游戏”也感到很困惑。不论是特朗普第一版“对等关税”公布的对各国的税率,还是这次调整后,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定的10%的加征税率,这些标准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屠新泉:他具体要加多少税,其实不太符合经济学常识的逻辑。我有时开玩笑,他为什么选择加10%,或者25%,可能就是因为美元有10分,有25分。之前他拿出的“对等关税”税率表,就跟小学生做数学题似的,用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以美国的进口总额,然后打个对折,就算出来对各个国家的“对等关税”。这是完全违反国际贸易常识的。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如何,新的调整之后,中国的处境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屠新泉:会有一点变化。这么高的关税如果真的落地,那中美之间的贸易就彻底脱钩了,可能还有一小部分会留存,但基本等于清零。这个状态确实比我们之前预期的要更严重。但另外一方面,按照目前的这种方案,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和对别的国家的关税会产生巨大的关税差,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无数的国家可以绕道。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转口贸易或者加工贸易,或者对其他国家投资,虽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去克服困难。
所以,这还是回到了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形。在那之后,美国的总贸易逆差增长了300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增长了几百亿美元,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翻了近一倍,对越南的贸易逆差则翻了好几倍。这背后就有中国对美国间接贸易的推动。这一轮“关税战”打响的时候,特朗普包括他的团队的人反复在讲,美国之所以要对全球加征关税,一个理由就是要堵住所有的漏洞,让中国的商品没办法绕道进入美国。他们甚至对澳大利亚在南极洲附近的两个无人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加了关税。这两个岛上只有企鹅居住。但是,现在只针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对别的国家只加10%,这不又自相矛盾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这一轮的关税行动,到底是基于什么考量?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东西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屠新泉: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是非常随性的,但是他有一个目标很坚定,就是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辉煌。他一直认为全世界都在欺负美国,掠夺美国,才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应该说,特朗普看到的问题是存在的。美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主要的理由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因此崩溃,说明这并不构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问题近些年来确实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个是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给美国的账户平衡带来了压力。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相关联,贸易逆差之所以不断扩大,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生产满足不了它的需求。一方面,你可以说是需求太多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生产太少了。特朗普关注的主要是后者。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么大的市场要靠外国商品来满足需求,所以他要重振美国制造。
我觉得这与特朗普自己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特朗普是1946年出生的,他的青少年时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美国制造业最辉煌的时代,在全球一家独大。但自从他进入成年期,美国的制造业就开始下滑,货物贸易开始出现逆差,在很多领域先后被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所替代。
在特朗普的很多采访和讲话里可以知道,他对这个进程一直是很不满意的。1987年,特朗普41岁,正是他个人志得意满的时候,但这一年的9月2日,他在《纽约时报》上花钱刊登了一整版的公开信。这封信的主旨就是日本和其他国家在掠夺美国,而且享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却没有承担任何成本,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他要求美国向它们征税。现在,日本变成了中国,仅此而已。
但相比1987年,现在美国制造业的衰退程度更甚。那时候美国还有刚刚兴起的手机、电脑、笔记本等产业,现在连这些也基本消失了,传统的汽车产业也面临冲击,下滑得很快。这是特朗普一直存在的危机感。所以,我们虽然觉得特朗普这个人做事没有逻辑,反复无常,但也得承认,他是有理想的,他就是想让美国恢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振兴制造业按理来说有很多办法,比如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培养产业工人等等,为什么特朗普的团队揪着关税不放?
屠新泉:要让美国制造再次伟大,他们放眼望去,可能就只有关税这一个工具来得最直接、最好用。因为特朗普也知道让别人来美国投资并不现实,美国的各种条件也竞争不过别的国家。所以他选择通过关税把高墙立起来,把美国的市场封闭起来。你不能向美国出口,那就只能到美国投资了。他现在甚至已经不是瞄准某几个国家或地区,而是直接瞄准了关键的企业。比如特朗普就曾表示,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把产能都搬到美国去,不然就加征100%的关税。他的逻辑一点也不复杂,可以说是简单粗暴,你想进我的市场,那就来我这儿生产。但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多变,就像这次宣布暂缓加征关税后,他对媒体说的,身段要灵活一些。特朗普不像传统的政治家,他似乎完全不在乎信誉的问题,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那么做。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全世界都要面对特朗普这个不确定性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彻底打破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在这种环境中,中国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和利用?
屠新泉:我们经常讲,越是在无序、不确定的状态下,中国的有序和确定性就越重要,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对外开放,更要不断地去做大我们的市场蛋糕。要让外资企业觉得与其冒险搬来搬去,还不如就放在中国,把瞄准中国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轮“关税战”当中,我们好像不太能看到WTO的身影,这是为什么?WTO面对这种局面,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吗?
屠新泉:WTO是一个成员驱动的国际组织,它不是独立的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所以各个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WTO是从来不发声的。这一次美国加征关税,WTO总干事还算是发了一个声明,但也仅仅是表达担忧,不会去直接点名谴责。所以WTO现在确实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接下来中美之间即使要谈,这也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不太会基于WTO的平台和规则。可以说,WTO已经被它的建立者抛弃了。
但我认为这不是美国的选择,而是特朗普个人的选择。美国选民选择了特朗普,不能等同于美国选民就支持特朗普抛弃WTO,支持他对全世界加征关税。我觉得这中间是有差别的。这也意味着特朗普的选择将决定他的政策的命运。如果两年后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获得了多数席位,特朗普的政策就会受到很大制约。因为民主党可以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行政令。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全球贸易还是有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吗?
屠新泉:在秩序和规则的层面上有这种可能性,但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我认为并不乐观。美国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这一点不管是对民主党还是对共和党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中美贸易的脱钩可能只是速度和力度的问题。这一次“关税战”中,中方采取的坚决的反制措施,一开始确实让很多人意外。我们以为会像2018年那样,先进行一些局部的反制,再慢慢去谈,但这次没有,一上来就是全面反制。我个人认为,这背后应该也有一些战略上的预判。
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天不断升级的“关税战”也给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带来了波动。从金融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看这场“关税战”?
何平:加征关税是非常武断的做法,解决不了特朗普想解决的核心问题——贸易赤字。因为贸易赤字的核心问题在于货币。美元是全球主导货币,各国的贸易都是以获取美元为目的来进行的。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把产品出口给美国,打败美国本土的制造商是它们首要的目标。而且,因为大家都需要美元,产生了很多额外的需求,所以美元的汇率就会被高估,这反过来又伤害了美国本土的贸易条件。因为美元很贵,它的东西就贵,整个成本就上来了,相对他国,美国制造就失去了竞争力。
美国制造业的萎缩持续了几十年,现在整个工业增加值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特朗普想重振制造业,保持贸易平衡,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维系美元的主导地位。鱼和熊掌,怎么兼得?只要美元还作为全球各国的储备货币,全球贸易就一直需要美元,美元的供给就要不断地扩张,只要扩张,就会带来赤字,美国就要借债、印钞,这样不断循环,债务规模就越来越大。现在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这个道理是很清晰的,在经济学界也有共识,但特朗普团队似乎没有意识到,货币才是问题的根源,或者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美元的强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好处?特朗普如果认识到了这点,有可能放弃美元的地位吗?
何平:美国依靠美元的主导地位,确实获得了巨大的好处。首先,美国的消费者从全球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商品。此外,美国跨国企业把自己的制造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美国贸易赤字虽然很高,但华尔街获利巨大。因为国际资本市场都需要美元,你不得不跟美国的金融机构打交道,它们是流动性的提供者,你要找它们融资,钱就被它们赚去了,而受伤的则是美国国内的产业工人、蓝领工人,也就是现在最支持特朗普的这批人。特朗普想解决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但他无法触及华尔街的核心利益,也不可能放弃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所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解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特朗普坚持加征关税的做法,会给全球贸易带来什么影响?
何平:我认为即使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现在这种只针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也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因为它的贸易赤字不仅仅来自中国,还来自其他很多国家。而且通过加征关税这个手段,短期或许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也只是暂时抑制了需求。从长远来看,其他国家通过转口贸易、汇率贬值等其他各种方式,都能够削弱关税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一次对中国来说,通过汇率贬值已经没有办法抵消关税加征的幅度。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对中国加征税率是145%,除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降到1∶14,相当于贬值一半,可能才有作用,但这是不可行的。
总体上,关税的加征会抑制全球贸易,尤其是各国与美国的贸易。这不见得就只会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伤害,美国自身也会受损。比如我们原来从美国进口的东西,现在可以选择从欧洲或者其他地区进口,而它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商品。长期下去,只会逐渐地将美国剥离出全球贸易体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和别的国家之间的关税都很高,但别的国家之间关税比较低,大家自然会转移到税收更低的市场。税收永远都会扭曲交易的,因为它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比较大,有些观点认为,这场争端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你怎么看?
何平: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最大的缺陷是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等于我拿到人民币后可以进行贸易兑换,但还做不到完全自由兑换,央行也不给换。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改革机会。如果美国要把自己隔离出去,以后也不再输出美元,国际货币支付市场就会出现真空,人民币是不是可以考虑顶上?不过,这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考虑。如果人民币真的变成国际货币,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跟美国类似的问题。久而久之,中国也会产生贸易赤字。
国际货币体系现在主要有两种改革的方案,一种是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制度,不再用哪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另一种就是搞多元化,让美元、欧元、人民币齐头并进,甚至三足鼎立。我个人觉得,在国际贸易中,用一种货币进行支付肯定比用多种货币更加方便,也更节省不同货币相互兑换的交易成本。从长远来看,如果各个国家能够协同起来,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建立能够发行非主权货币的机构,可能是最理想的情况,但这也面临美国的阻力。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关税手段,解决不了贸易失衡的问题,只会把世界弄得一团乱。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超高关税持续一段时间,比如半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长,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会怎么演变?
屠新泉:首先就是中美的直接贸易基本清零,但像前面说的,我们可以绕道,比如增加对越南、对墨西哥等国的出口,然后由这些国家再向美国出口。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变化。比如特朗普觉得这样不行,越南、墨西哥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也得加征关税。这就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情了,具体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如果是这样,一方面,又变成了美国威胁对其他国家都加税;另一方面,像越南,如果不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它能从哪儿进口?它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中国。整个产业的链条是没那么容易断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中美直接贸易完全停摆,短期内,我们这么大的产能肯定需要找新的出口市场,但是,现在欧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都已经在担忧如果中国的出口转向它们,会对它们本国的企业造成冲击。我们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屠新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虽然这些年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我们现在的经济体量太大,出口的总量还是很高,对别的国家来说,确实会构成压力。事实上,这几天中欧之间已经有一些高层对话涉及这个问题了。对于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要怎么去管控,需要更多的协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尽可能让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现在占到我们总出口的比重大概是15%,现在假设要把这15%平摊到剩下的85%上,那中国政府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引导,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要尽可能地分散出口目的地,不要集中到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
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国家采取相应的贸易限制措施,比如反倾销,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克制,不要像以往一样反应太激烈。它们要搞就搞,反倾销毕竟只针对特定的企业和产品,不是全面性的。
当然,把15%的缺口都转出去只是假设,实际上不太可能全部做到。所以第三点,我们还是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来尽可能消化“关税战”造成的需求缺口。比如刺激消费,不管是直接发放消费券还是其他形式,还有加快外销转内销的渠道建设,都是必要的手段,而且需要比较大的力度。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加大国有资本的重组,要出手一部分国有股份和资产,用来充实社保基金,提高社保的支付标准,稳定大家对未来的预期,让大家敢花钱。这个在逻辑上也说得通,因为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全民资产,你把它转化为社保基金,有何不可?
当然,还有很多出口产品不一定是消费品,而是工业品。政府层面也可以考虑出台一些库存补贴的政策,有的是补贴给生产厂商,鼓励它们自己增加库存,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先存起来;还有一种是补贴给下游的企业,比如我今年只用100吨,但存了200吨,把上游厂商的产能消化掉,这会增加库存成本,所以政府要提供支持。总之,决策部门需要做更精巧、更细致的设计,来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企业撑过这段最难熬的时间。这对我们的产业链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企业自身能做什么事情呢?
屠新泉:企业不需要我们给它们提建议,它们能想到的招儿绝对比我们想象的多。比如我刚才讲的绕道出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不管怎么样,它们都会去寻找自己的路径。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需要政府来提供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关税战”打下去的话,哪些行业受的冲击可能会比较显著?
屠新泉:首先就是对美国出口多的行业,比如机电产品,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打印机,还有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这些占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大一块。另外一大类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玩具、家具、纺织服装、鞋帽,这一类的出口额也相当高。
应对举措要因企业、因产品而异。有的产品我们可能在世界市场上有独占性,美国的进口商除了从中国进口也没地儿找去,这种产品就可以使劲涨价,让美方的进口商去承担关税成本,最终它们会将其转嫁给美国国内的消费者。还有一些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比如玩具、纺织服装,还有电子产业,则是能绕道就绕道。不管怎么样,肯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关税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中期来看。比如消费电子类的产业链,如果高关税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会进一步加速它们的转移。2018年后,苹果的产业链已经转移一部分去了印度和越南。如果这一轮关税继续加下去,可能还会继续转移。末端的组装环节转移得会更快。相应的,我们的零部件供应也会转移方向,过去更多的是在国内消化,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出口。那么,我们的贸易结构就变成零部件的出口额增加,制成品的出口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但这种转移是需要时间的,毕竟一个工厂从建好到投产,都要好几年。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也有些报道称,一些跨国企业表示,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它们反而不会轻易离开中国。这可能还得看后续的局势会怎么演变?
屠新泉:对,因为这些跨国企业也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你现在是豁免90天,但也许一个星期不到,特朗普又恢复了,谁敢保证?所以大家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观望。产业链的调整肯定不会马上发生,但相应的转口贸易可能动作会比较快。
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更要加快双边的、区域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提高中国和除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比如跟欧盟、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都要加快谈判的进程,以期通过这些机制来解决问题。如果未来我们的产业链要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要去它们那里投资,对方能不能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说白了,你想让我降低对你的出口,那你得开放投资环境,得保护我的投资。这中间肯定有各种难点,但现在的“关税战”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敢于做出更大胆的承诺或者让步,去克服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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