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由于美国借助自由主义体系把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关联方，挑战者在组建制衡联盟时，将面临盟友稀缺的困境。毕竟，制衡首先是一种自利行为，弱国只有在确信与美国决裂的收益更高时才有可能转换阵营，而这种收益的可靠性取决于挑战者能提供的援助的规模。假如美国在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重申体系的基础地位，使大部分国家感受到现存利益分配机制的优越性，而挑战者又无力提供高于体系内相应单位收益的“贿赂”去争取盟友，那么制衡势必成为奢望。反过来，挑战者自身还要冒被国际体系孤立的风险。

1945年，戴高乐的顾问、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撰写了一份才华横溢的《法国国是纲要》，他指出：随着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了，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之后，法国也有必要营造一个“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包含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即使它的物质力量不足以和美苏两极相抗衡，至少也不至于沦为纯粹的附庸。科耶夫承认德国的经济优势和它的重要性，为了借重德国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法国再度为这个邻国所征服，他提出了“煤钢联营”的设想：德国

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加压力，并严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了针对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以双边贸易模式支持“铁幕”以东国家的经济重建，但这种以百废待兴的苏联经济为依托的“输血”模式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更将“马歇尔计划”的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当时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四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

其次，即使是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是可取的。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

凯南的战略有几点基本假设：首先，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不能合理地定义本国的基本利益，并以既有的力量对其加以维护和伸张，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