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大晟钟（北宋）北宋末年，“大乐之制讹缪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不满于此的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博求知音之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乐改制运动。崇宁三年，有关部门按照当时出土的春秋时期宋公戌钟的形制和纹饰，设计、铸造了“大晟钟”。根据《宋史》记录，当时应该铸造了336件大晟钟，相继发往各个州府，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音高的作用。故宫现收藏有大晟钟8枚，其形制基本相同，双夔扁钮，通高27.3～29.3厘米不等，平口，呈椭圆形，四周及篆部皆蟠虺纹。钟皆有铭文，其中7枚镌“大晟”，1枚镌“大和”。唯一的这枚“大和”钟，后被金人虏去。金人为避其第二代

5.龟鱼纹方盘（战国）青铜器中的盘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战国时逐渐消失。盘一般用作承水器，多与（类似于现在的瓢）、配合使用。据《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 （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即洗手，以或浇水于手，盘则用来承接弃水，宴飨前后行之，也称“沃盥之礼”。此盘形体巨大，高22.5厘米，长73.2厘米，宽45.2厘米，重23.5公斤，也可作盛水之用。此盘口沿外翻，浅腹，平底，四兽首衔环，底部铸有四兽形足。口沿饰蟠螭纹，内底饰龟鱼戏水图案，盛满水时动态十足，尤为可爱。内壁饰曲带纹，外壁饰云纹及各种各样的浮雕怪兽。此盘整体拥有十余种动物、神兽的图案。龟鱼纹方盘原为清宫旧藏，器形硕大

4.螭梁盉（战国） 为盛酒器。根据王国维的《说 》：“ 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玄酒即水）和之而注之于爵。” 主要用来调酒。此 的提梁作镂空螭形。螭又名蟠螭纹，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图案近似传说中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体盘曲。这种镂空螭梁在青铜器中比较少见。盖顶正中有一猴形钮，猴屈腿蹲坐，单爪握着一条与梁上的环钮相连的链条。神态自然，毛发生动。流作鸟首形，鸟首顶上伏卧一小虎。三足为人面鸟嘴的怪兽，额上有双角，身侧有两翼，前爪左右各抓一蛇。这一形象，与《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很是相似。如《大荒西经》：“西海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兹。”由此推测，这种怪兽可能是当时传说中的一种

3.宴乐渔猎战纹壶（战国前期）此壶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花纹从壶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形成对称的画面。五条斜角云纹带自上而下将壶体划分为四区，各区的纹饰分别表现了采桑、射礼、宴享乐舞、射猎、水陆攻战等场面。其中尤为精彩的当属第三区水陆两栖的作战场面。战争双方运用了云梯、战船等各种先进装备，刀光剑影，惊心动魄。虽受画面的限制，战斗的场景不能展开，但胜在刻画生动、具体而微，射箭者、持戈者、架梯者、荡桨者、潜泳者等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值得强调的是，人在此器中构成了主体，打破了此前动物、植物垄断青铜器花纹的传统。总的来说，此壶纹饰内涵丰富，形象

2.莲鹤方壶（春秋后期）此壶形体巨大，高122厘米，宽54厘米，重64公斤，原本是用来盛酒的容器。壶冠双层镂雕莲瓣盖，其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壶体满饰蟠龙纹，腹部四角各铸一飞龙。两侧镂空的双龙耳较大，上出器口，下及器腹。圈足下以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虎为底。上述立鹤、龙耳与器身主体，均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既体现了高超的制造工艺，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器上动物造型肖像化的潮流。整体来看，此壶的铸造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整体风貌，与商周时期厚重庄严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沫若曾评价道：“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试

1.堇临簋（周初）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周礼·地官·舍人》载：“凡祭祀，共簋，实之陈之。”郑玄注：“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此器侈口，大腹，双耳，圈足。腹前后饰两组大兽面纹、无地纹，颈部及圈足也各有一道漩涡纹。簋体简洁洗练，耳部的装饰却复杂。一般的簋耳都只做成一种动物的形象，此器却把龙和鸟结合在一起。簋耳上部的龙头威严可怖，露出两颗巨牙。鸟头连接在龙的颊下，鸟身和两翼略作弧形后掠，构成了把手的下半部，鸟尾与簋体相连。簋耳上的圆雕之精致生动，极为罕见。此器腹内铸有8个字的铭文：堇临作父乙宝尊彝。意思是，这件簋是名叫“堇临”之人为了祭祀已死去的父亲“乙”而做

这一篇详细介绍了故宫珍藏的六件青铜器，有装食物的，有盛酒的，有钟也有只做美学用途的器皿。

五条斜角云纹带自上而下将壶体划分为四区，各区的纹饰分别表现了采桑、射礼、宴享乐舞、射猎、水陆攻战等场面。

此器腹内铸有8个字的铭文：堇临作父乙宝尊彝。

一般的簋耳都只做成一种动物的形象，此器却把龙和鸟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