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汉诺威地区一家煤矿的工人正在进行人工压块作业（摄于1923年） )

科耶夫的“拉丁帝国”

俄国革命后的第三年，亚历山大·科热夫尼科夫（Aleksandr Kozevnikov）从莫斯科逃了出来，到海德堡跟雅斯贝尔斯读博士。24岁之后，他移居巴黎，一边在兼职的图书馆大读从德语、梵文到藏语的各路语言学著作，一边在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给雷蒙·阿隆、拉康、梅洛-庞蒂们开设黑格尔讲座课。“二战”爆发时，这个俄国流亡者已经把姓氏改成了法国味更浓的“科耶夫”（Kojève），并且对巴黎流俗的市井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刻薄气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加入了抵抗运动，托庇于过去的学生马若兰，在战后的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谋得了高级顾问一职。后来当上总理的雷蒙·巴尔那时只是一个小科员，这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由衷赞叹，前半生一直在和哲学打交道的科耶夫“乃是法国（在外贸方面）最杰出的谈判代表”。而一生以喜剧演员自居的科耶夫不仅参与了从“马歇尔计划”到缔造欧洲经济共同体（EC）、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切重大谈判，还曾经作为戴高乐的信使密访中国，直到1967年突然病逝在欧共体的布鲁塞尔会议上。

作为20世纪最富影响力也是最神秘的思想家，科耶夫在观念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他第一次系统阐发了“历史终结”的必然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国家”状态。当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际提出他关于“历史终结”的学说时，其所有的理论渊源和叙述逻辑都是从科耶夫而来。但仿佛是为了呼应“喜剧演员”的自诩，这位流亡的天才、杰出的谈判代表在政治领域的遗产却是与“历史终结论”颇有冲突的，这就是撰写于1944年秋天并在不久之后呈递给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