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和他的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2002），乡村邮递员的儿子，早年生活在偏远的西南农村并说一口方言，充分“体验到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幸亏他异常聪颖并且勤奋，也幸亏有那么一所不重门第只看成绩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使得他得以通过考试这个跳板，从底层社会“逃亡”。虽然在社交上颇为笨拙、在思想上比较孤独，但是依靠睿智与勤奋，他在1981年终于攀升到了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与雷蒙·阿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被誉为“二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有朋友戏称他为“布尔迪神”（Bourdivin）。

正如他的同行回忆说，布尔迪厄对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并不忠诚于学院这套体制，虽然他自己是这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他的夫子自道：“我处在一个本不应该身处其中的世界。我本来会被它淘汰40多次。在法兰西学院的200多年间，只有1%的人与我同类。”——与布尔迪厄境况类似的还有福柯和德里达，在巴黎知识界的同行看来，他们三人皆是“外来者”和“乡下人”，而正是这三人持守反体制立场，鞭辟入里地分析知识遮掩的权力、符号统治下的政治、文字的分延游戏。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三人而不是体制的拥护者，在20世纪的知识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一种独特的力量果然存在：文化资本。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的确，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布尔迪厄的创造之处在于，他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可以容易地转换成其他资本。“社会资本”是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资源，拼祖上、拼爹、拼同学会、拼俱乐部、拼朋友圈，一言以蔽之“拼关系”；或者拼头衔、拼人品、拼履历、拼声望，简而言之“拼地位”。“文化资本”最为复杂，也是布尔迪厄着墨最多的地方，他把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