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苏轼真迹首次全部亮相，吸引众多参观者 （肖予为 摄）

真迹的光环

进入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门票至少要提前一周预约，这和在文华殿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有很大关系。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明年又是苏轼逝世920周年，故宫书画部精心策划了这次大展。其中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苏轼本人的7件半真迹（有半件为《三马图赞并引残卷》），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苏轼真迹首次全部亮相。书画的脆弱性决定了展览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下一次人们再次目睹这些真迹中的任何一幅，至少要等到三年之后。

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宋代书法研究者曹宝麟专程带着学生们来北京看展。“有的细节唯有看真迹才能感受得到。”曹宝麒告诉本刊。在苏轼的早年作品《治平帖》中，他发现苏轼字迹的墨色要深，而晚于他的、元人赵孟頫题跋中的字迹反而墨淡。“这其实是苏轼用墨讲究的一个证据。苏轼说过：‘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这意思就是说，墨色要像小孩子的眼睛，又黑又亮才算好。”

苏轼用的墨有来自唐五代十国时期制墨名家李廷圭的好墨，这种墨非常珍贵，有的是苏轼给别人写完作品后获得的赠予，有的则是他主动“搜刮”——如他在《记夺鲁直墨》中所写，因为学生黄庭坚（字鲁直）的书法在当时也很闻名，很多人就用好纸好墨来巴结他，黄庭坚随身带的“古锦囊”中都是宝贝。苏轼有一天发现里面有半块李廷圭的墨，就直接“夺”走了。后来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物质条件很差，他就琢磨自己动手做墨。“在《记海南作墨》中，苏轼讲了他尝试做‘松烟墨’，结果墨灶起火，差点把屋子烧毁的事情。”

苏轼的墨迹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受到了追捧。从《东坡志林》中《赠张鹗》一篇中不难看出，当时经常有人慕名而来求苏轼的墨宝。因苏轼对医学有些研究，在他担任地方官时，甚至有人无病而来求药方，就为能留下他的字。“苏轼去世后，即位的宋徽宗打击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要求党人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也不能留在京师，党人不能入朝为官。正是这个时期，苏轼的墨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毁坏。但这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之后的宋高宗就给苏轼平反了，赐他‘文忠公’的谥号。苏轼的墨迹再次受到了重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苏轼走后67年，四川官员汪应辰就将他所搜集到的苏轼真迹镌刻在成都西楼，再制成帖，称作《西楼苏帖》，在读书人之间传播。此后历朝历代，文人都把苏轼真迹当作能与他进行‘神交’的至宝。”故宫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这样对本刊说道。

故宫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肖予为 摄）

苏轼的真迹有40余件存世，其中绝大多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中。“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苏轼的真迹，要归功于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苏轼作品不断进入清内府，乾隆在位时达到了高峰。”王亦旻说。面对苏轼的作品，乾隆的鉴赏活动有鉴别真伪、分出等级、题写卷前引首等不同类型，而最能表达喜爱之情的方式莫过于对苏轼诗文进行叠韵唱和。

王亦旻举了一个例子：此次展览中有一件北宋林逋的《自书诗卷》，上面有苏轼的七言和诗一首，都是真迹。林逋活动的时代要早于苏轼，是北宋初年的隐逸诗人，隐居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苏轼这首诗约作于元祐四年至五年间，他第二次来杭州做知州的时候。乾隆在1757年第二次南巡时得到了这件珠联璧合的作品，高兴得不得了。他特意带着手卷来到孤山边的放鹤亭，也就是林逋隐居的旧处。在那里，他重新展卷，用其中苏轼的诗韵来继续赋诗，题写在林书和苏书之间的空白处。之后在乾隆第三次和第四次南巡时，他都带着这卷《自书诗卷》，分别二叠和三叠以至五叠苏轼的诗韵。“有意思的是，乾隆并没有选择去叠韵林逋的诗韵。从一位帝王的角度讲，他是不认可这种彻底隐居的行为的，苏轼才是他欣赏的对象。在另外一首乾隆写下的名为《读东坡集》的诗歌中，有一句‘虽多放浪言，要不离忠赤’。苏轼对于朝廷的赤胆忠心，是身为统治者的乾隆最看重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