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采集了岩石的样本，带给了加尔各答的地质学家们研究。经过观察他发现武夷山的土壤是由“岩石颗粒与腐殖质组成，其中，腐殖质的比重相当高，腐殖质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能茁壮成长”

罗伯特·福琼翻过武夷山风景区进入星村。他记载到星村是当时红茶交易的大市场，这与历史中“茶不到星村不香”的记载相吻合。大约走了2英里后他看到一所道观依山建在小溪旁，就是现在九曲码头的“天上宫道观”的位置。他和翻译就住在道观中。福琼参观了当地茶田，采集到了400株幼苗，在道观住了两天即将离开的时候，道士到自己的茶园挖掘了一些茶树幼苗，送给了福琼。这段福琼日记的记载已经把他“茶叶大盗”的形象生活化了，在日常中，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福琼这样一个只是采集在当地看来无足轻重的茶苗的人后来改写了茶史。而传说中偷盗的茶苗，也有我们自己白白送出去的。达到目的后的福琼作别武夷山，经由浦城回到上海。

福琼又从徽州跟浙江采集了大量的茶树种子跟幼苗，由上海发往印度

吴觉农在民国时期的茶业复兴材料里也多次提到过。2006年金骏眉的意外诞生又一次把焦点聚集在了武夷山，武夷岩茶的价格被整体带高，出现了十几万元的天价茶。只是这样的高价，因为地理产区的法定系统模糊备受争议，小产区、小产量、精致化产品，无法大规模市场化，又缺乏有力的地理标志性保护，让更多徒有其名的投机性商品扰乱了市场，毁坏了精品的生命力。

1953至1980年国内实行统购统销，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武夷茶被混堆廉价出售，一部分保证出口，另一部分保证民生，整体标准也具有时代性，无法显露优异地理产区，以及精工制作标准下武夷岩茶独特的个性。1980后，随着改革开放武夷茶开始逐渐市场化，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对武夷茶的了解并不多，口感仍旧停留在统购统销的模式下，由于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年代，促使一段时间内的消费都欠缺理智。在市场经济下，只有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决定产品最终的质量，在武夷茶的口感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理性的消费者，

1945～1949年的战争，令国人无暇顾及茶业生产，吴觉农以一己之力翻译的《茶叶全书》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版发行

虽然在工业化思维上，日本吸取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精髓，但在茶叶的制作质量与风格的控制上，则通过雇用中国制茶技师教授而来。私下日本派遣官员赴中国考察茶叶措施，全面吸收中国的制茶技术。这个时期，日本吸收了中国的红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使日本茶叶的品类更多元。很快日本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日本国情的茶业发展道路，在十余年中快速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茶叶出口国。而曾经垄断世界茶业市场的中国，地位在那一时期却一降再降。

1895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直至1945年，台湾进入了为期50年的日据期。此时，英属印度殖民地大吉岭开始栽植茶叶并在世界市场取代中国茶份额。日据时期的政府机构，开始在台湾推行红茶制作工艺，试图媲美大吉岭。1920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台湾茶形成了巨大冲击，乌龙茶的外销市场一落千丈。当时后起的工业化茶区印度、锡兰、爪哇由于引入机械化生产，成本低、品质好，受到英美消费市场的追捧，台湾地区的乌龙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出局的危险。日本人面对国际市场的危机，决定顺应国际市场口味改乌龙茶为红茶制作，投下巨额资金让茶农用于改良茶树品种，开设大规模茶园、创办新型机械制茶厂。小规模的茶业从业者获得大批免费的制

1837年，初尝制茶甜头的英国人再次遣人前往厦门购买种子。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480磅精做的茶叶，引起了轰动。此项更给予了英国人以信心跟狂热，于是不断引进茶籽进行试验。印度茶在这些持续发力引种试验的基础上，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改良。

两年后该协会秘书长C.J.戈登（C.J.Gordon）亲自潜入中国南方茶区，私购了大量中国茶籽，分三批运往加尔各答。光带走茶种肯定不行，戈登又顺便聘请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赴印度教习当地人种茶制茶。因此最初流传到印度的制茶方法并非武夷茶的方法，而是炒青绿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