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锋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坊间推荐政治学阅读书目。二十本名著间，国人作品唯有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下简称《历代得失》）。余学也晚，最早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南开大学读国史期间，闻导师推荐而知此书，同列者尚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近年来，流连于先生著述，又以教研政治学之故，常常讲授此书。中年再读，时势转殊，视野心境大不同弱冠之期。庚子恰逢宾四先生逝世三十年，世运巨变，回首书中论列，微言隐义或可与读者分飨。

一

讲演《历代得失》之际，钱穆已离开内地三年，创办新亚于香港，为维续教育事业奔走于港台两地。玄黄再变，国家在他警诫的崇美尚苏两条大路间陷入大分裂，现代共和立国的激进风潮尤未见证极点。他的故国之论，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虽聚焦于传统政制检讨，也应当在远大的立国意识和宪制思维上把握其忧惧。政学、史学，不为两橛，阐新命于传统。

政治传统包涵广袤，大体有理想、人物和政制三者。《历代得失》讲演，以政制为中心。这个优先排序，至其晚年《晚学盲言》讨论政治社会，仍一以贯之。为什么政治制度对于探讨传统得失如此重要？

一九五一年三月钱穆的《主义与制度》一文已显示一年后讲演的关切取向。他指出，主义与制度相互配合，有主义无制度是落空，有制度无主义是盲目。二者各有特性，即主义不求人人信服理解，而制度需要人人去遵行，孔子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分别针对制度和主义来说，孙中山“知易行难 ”犹如此。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杰出成就，在钱穆看来，是不奢谈主义，而能将主义落实在可行性的制度上，且行之久远。透过对比柏拉图《理想国》和《周官》《通典》，观察中西思想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可有体会。现代中国革命注重主义动员，若求政权稳定，出路在于政治的制度化。

中国传统以政治制度为优长，这个论点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六一）的“如何研究政治史 ”有系统深入的强调。钱穆认为，政治以制度为重，是一个国家 “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 ”。国史发达，一类记载政事，可编年通贯，可断代划分；另一类专讲政治制度，重“通”，如“三通 ”“九通 ”，不囿于断代。其中缘由，就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内在的一贯性，注重因革损益，行之久远。“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中国人以政治活动尤其是创制立法为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为自信心跌落到谷底的现代国人重温传统传灯递引，此即讲授 “历代得失”的宗旨。由此思考革命中国走向政治制度化的长治久安，也是共和再造时刻应有的远瞻。

《历代得失》择取汉唐宋明清，聚焦各朝代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国防，钩玄提要，以史驭论。在“前言 ”部分，作者专门就制度研究提出七点看法，说明史论宗旨。这“七条 ”，尤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现代中国重视政制的时代缘由。它们应对的是国人在巨变潮流中形成的制度崇拜。这个制度崇拜可称为 “神圣政制论 ”。

质言之，人们相信制度对于现代转型最为关键，制度解决是政治变迁的根本解决；世界上存在最好最优的制度，其利远大于弊，甚或有利无弊，社会由此实现至治。对于现代中国人，解药是由西洋舶来的政体制度，尤其是民主政制。引进移植民主政制，意味着与专制传统一刀两断，意味着政治秩序由此有一新开端，这也是革命运动的理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