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正新

二○一九年我国颁发的对外最高荣誉 “友谊勋章 ”的获得者中有一位年逾百岁的老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伊莎白于一九一五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她在中国生活了九十余载，不但是英语教学专家，且因其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记录而闻名。伊莎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共同撰写的《十里店》（Ten Mile Inn）系列，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记录了一九四七年前后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在乡村的具体实践，享誉中外。其实，早在一九四 ○年伊莎白就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调查。彼时，她在加拿大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辅修人类学）后返回四川，参与了在璧山县兴隆场（现属重庆）开展的乡村建设项目，负责对全乡居民生活状况做入户调查。然而，这一调查成果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二 ○一三年才得以问世。伊莎白与昔日的调查合作者俞锡玑共同署名，用中文出版了当年的调查日志《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同年，以这些调查日志和相关档案文献为基础，伊莎白与美国学者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也以英文出版。二○一八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兴隆场（1940— 1941）》（以下简称《兴隆场》）付梓。这本旨在剖析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变迁的研究论著，不但记录了当时四川乡村兴隆场居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展现了国家权力下延至乡村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困局。抗战期间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控制了此前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乡村，努力将国家权力向下延伸，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进而为前线提供支援。根据《兴隆场》的记录，国民政府向乡村派驻官员，进行教育、卫生、婚俗等改革，力图禁绝在乡村泛滥的鸦片和赌博。伊莎白所在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简称 “协进会 ”）是教会支持的乡建组织，试图与政府联手，帮助农民发展手工业，改善其生活状况。作者把进入兴隆场开展乡村改造的政府人员和乡建组织的工作人员都称为 “外来人 ”，并发现 “外来人 ”的改革努力都走向了失败：旨在加强国家意识的乡村教育未能获得地方支持；公共卫生和婚俗改革几无起色；政府发动的禁烟和禁赌运动毫无作为；协进会创办的食盐供应合作社也中途夭折；国民政府的捐税、征兵和拉夫，则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抵抗。

一场以抗战建国为目标、由政府和乡建组织联手开展的改革，何以在邻近陪都重庆、居民不过一千五百户的兴隆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兴隆场》一书以丰富细腻的民族志记述引领读者深入战时大后方乡村的微观世界，详实展示了兴隆困局中各类行动者的多重互动。一九四 ○年前后大后方乡村的状况是怎样的？根据《兴隆场》的记录，在国民政府权力下延之前，位于重庆以西六十公里的兴隆场区域是 “本地人 ”的天下。由于地狭人稠，尽管土地得到了充分开发，“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大约三分之一入不敷出，另有一半勉强糊口”。兴隆场集市使当地农民得以借助手工编织、摆摊卖货等副业获取额外收入，但交易大多限于本地市场，所获也有限。与此同时，持续多年的战争和通货膨胀加剧了农民恶劣的生存状态。患病、赌博、遭遇盗匪，任何一个小小的风浪都会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深陷危机。

在“本地人 ”中居于显赫地位的，是那些凭借混迹军队或政府而大肆聚敛土地和财富的新型地主。作者指出，兴隆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一位从旧军阀退伍的军官 ——蔡旅长，他在兴隆场以外的军界和政界中人脉广泛，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也有极高的威信。然而，这些新崛起的乡村精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却相当低下。兴隆场的头号大地主曹跃显赌博、抽鸦片，甚至用各种阴谋手段企图掠夺他人家财，对社区的建设没有半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