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可

与其他社会理论家相比，音乐之于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业余爱好，而且还是研究对象。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博大精深，论及的问题和内容看似庞杂，但皆与他苦心思考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如理性（rationality）、世俗化（secularization）、祛魅 (disenchantment)、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理解韦伯基本学术关怀——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的本质性要素。理性化是韦伯所有研究的基本预设，这自然与他所认定的 “西方历史发展是为不断理性化之过程 ”命题相呼应。无论是科层化、祛魅，或者世俗化，以及关于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各种表述，无不是理性化的纲目。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在一般意义上，已化约为人们在社会行动中的选择及其过程。选择离不开权衡利弊得失；但也不乏按照自己遵奉的道德准则所做出的选择。韦伯关于音乐的理性化和社会基础就揭示了这一点。西方音乐中关于和声的构成、调性、记谱等一系列技术性的规范，就是通过严格的选择、排斥和计算之后形成的。理性化因此是为标准化和分类，以助力现代性和 “现代文明 ”。

祛魅与理性化过程相得益彰。理性日渐为社会所接受必然导致人们生活中巫术成分或其他与超经验世界联系的部分日渐减少；生活中依靠 “直觉 ”的行动和反应亦如是。韦伯并不看好世界的彻底理性化，因此对现代性的前景持有一种悲观态度。音乐是韦伯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爱好，但韦伯之所以要研究音乐是因为他发现西方音乐历史与他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考有关，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气候有关。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理查德·瓦格纳（W. Richard Wagner）是德国音乐的中心人物。他的才华无可争议，然而人品却备受争议。瓦格纳如日中天的人气与不断上升的德国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氛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叠。韦伯对此深恶痛绝。然而，韦伯的理性足以使自己在右倾的国家政治和左倾的学术界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正是这种政治和学术之间的撕裂，才使韦伯强调学术研究应该严守 “价值中立 ”（value neutral）也未可知。

从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Maryanne Weber）所写的韦伯传记中得知，韦伯生前有在职业生涯晚期致力于研究音乐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的夙愿，并且还想对列夫·托尔斯泰进行专门研究。至于后者，我认为大概是因为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与生活实践，给韦伯提供了一个极为复杂之理性化、涉及由宗教、世俗主义、禁欲主义，以及生命的意义和 “至善 ”组成的综合性绝佳案例。可惜天不假年，一百年前一场猝不及防的流感所导致的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

韦伯在与家人的通信中，不时论及音乐。一九一一年一月在柏林期间，他常常于夜晚沉浸在歌剧和管弦乐中。在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昨天上演了《莎乐美》（王尔德、斯特劳斯）。像这样的作品居然能用音乐表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壮举了，尽管音画效果几乎达到了琐碎的程度。但它是光彩夺目的，而且绝非无法理解，某些部分真的非常美妙。铜管乐器的处理相当出色。观众们退场时感到被压得无法喘息，觉得自己好像光着血淋淋的手被当场逮住了。这个对象被王尔德扭曲得令人恶心。现在我急切地盼望着我将听到的最后一部分东西：斯特劳斯的《死亡与净化》……（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下册，575页）。

虽然这些不是专门的研究性文字，但还是透露了韦伯理解音乐的一些取向，这显然与本人较高的音乐修养有关系。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尤为强调理解 “行动 ”所产生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脚趾，这样的行动仅仅是物质实体上的接触。但是如果踩人脚趾者对被踩者道歉，后者也接受前者的道歉，这样的行动就是社会性的，是为社会行动。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未必知道自己行动所产生的意义，这就需要社会学家来阐释。这样的取向是否影响了他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呢？从只言片语中难以窥及全貌。但他显然认为，好的音乐能够使人产生热情，能够使人沉浸于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升华之中。由此看来，韦伯更关心音乐是如何打动人的。但韦伯也注意到这种动人之感与社会氛围有关，并不一定总是积极的（比如他对瓦格纳崇拜现象的反感）。但在他专门的音乐研究著述中，完全不见有臧否人物或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学术中立的表述。

他身后出版的著作《音乐社会学》（该书的正式名称是《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基础》）实际写于一九一一年，写作时间上与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步。显然，理性化是他当时思考的核心。韦伯的音乐社会学研究结合了都市、阶级 /劳动、理性化，甚至气候变迁等方面的讨论，被认为是研究音乐之社会构成部分的有效平台和出发点。韦伯将本应是情感自由表达的音乐何以在欧洲发展出一套十分复杂的书写和编排系统，以至于能够创作交响乐等大型作品视为典型的理性化过程。已故芝加哥大学西方文明史家麦考尔（Christian W. Mackauer）指出，与音乐联系是韦伯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状况，魏玛文化本身就代表了音乐的业余主义（amateurism）和热情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