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韫琪

梅贻琦于抗战烽火中勇挑重担，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直至一九四六年七月联大结束，被誉为联大的 “船长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了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间的心路历程，除了每日为校务奔走操劳、周旋于政界学界，日记还透露了他熬夜看竹、把盏听戏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梅校长 “寡言君子 ”之外的风雅一面。日记中还隐藏着他与 “珊”之间贯穿十年的情谊，展卷而思，足可体悟前辈学人于乱世中的隐忍与坚守，感受人性的复杂与高贵。

一、 云中谁寄锦书来

梅贻琦本人性格谨慎，他日记中的记述也大多短小精悍，罕见感情流露。正如其子梅祖彦所说，“先父在公开场合一向不喜欢发表议论，所以在写日记时也不多作议论 ”，甚至关于 “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也颇简略。尽管如此，关于 “珊”的记载贯穿了他六年的日记，梅贻琦详细记述了和 “珊”之间每次通信及会面的细节，在与 “珊”有关的记述中，多见真情的流露。

在梅贻琦为联大四处奔走的艰辛岁月中，同“珊”的通信似成为他困顿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一段值得特别珍藏的记忆。以收录最完整的一九四一年日记为例，梅贻琦明确提及 “珊”有十六处之多，无论是寄信还是收信皆有明确记录，常伴随着对她的思念与担忧。如一月十六日记：“早发与珊短信，前晚所写者，伊又久未来信，不知是否又病了！”三月十八日记：“上午在联大，接 Z.S.十一日短信，伊情绪颇苦，而信纸似亦缺乏矣。”梅贻琦接到对方信件后的快慰亦流露于笔端，在繁忙的事务中，“珊”的来信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十月一日记：“下午四点常委会，七点开完始晚饭。会中决设聘任委员会。接珊二十六号电，问‘无恙否 ’。”梅贻琦渴盼着对方的来信，当邮路阻隔导致收信延迟，他深感遗憾和焦虑。五月十七日记：“近一周接珊来信两封，一为四月二十六写，而一为三月二十七写，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为港方所稽压，可憾之至。”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八月期间，梅贻琦与同事前往重庆接洽校务，视察叙永分校及中研院史语所，后又前往乐山、峨眉、成都等处参观各大高校，在三个多月紧锣密鼓的行程中，梅贻琦坚持抽出空隙与“珊”通信。旅途中影响了信件稳定地发出，往往是事先写成若干封，得空便一同寄出，在梅贻琦关于发信的记录中，“珊”的名字常列在家人、同事之前。他在五月二十六日与弟弟梅贻宝等人会谈的间隙 “发信与净珊、杨今甫、叶企孙 ”；六月三日在暑热中 “四点余发二信：一与净珊，一与祖彦（梅贻琦之子）”；六月十九日 “作信四封，寄与珊、彬（梅贻琦之女）、光旦、孟邻 ”。回到昆明后梅贻琦忙于汇报行程和监督新校舍被炸后的复原工作，直至九月二十四日才与 “珊”通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晚，常委会，十点散。作信与净珊，此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 ”，言辞间颇为自己久未致信而歉疚。

梅贻琦留给外人的印象往往是沉稳、理性的，叶公超曾用 “慢、稳、刚”形容他，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然而，在他关于“珊”的记载中则呈现了自己感性、脆弱的一面。梅贻琦常在临睡前写信给 “珊”，如“晚未出门，为珊作复信 ”；“晚睡前作信与珊 ”；“归后作致珊信，一点半睡 ”。他将为 “珊”写信作为一项事务郑重其事地对待，当漫漫长夜，天地寂静，我们仿佛看到梅贻琦于灯下走笔的孤独剪影，他等待着心灵的知己，将所思倾泻于笔端，继而融入无边的月色：“月色颇好，惜无共赏者尔。”月夜的幽寂与怀人之感伤蔓延于胸中，更激起无限愁思：“三信写完已过一点，院中凉月满阶，阶前花影疏落，一切静寂。回忆珊信中语句，更觉凄闷，不知何日得再相见也。”抗战胜利后 “珊”随家人迁居南京，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梅贻琦记 “晚座间兰花盛开，香气颇觉袭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 ”，颇有 “折芳馨兮遗所思 ”之古意。这些凝结着古典诗意的温情瞬间展露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在记载推杯换盏的应酬与大大小小会议的文字中，显现出难得的文人情致，读来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