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树军

二○○八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与世长辞。亨廷顿在政治上一生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接受政治学教育，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五十余年，六部专著每部均耗时近十年潜心写就，也都坦率直言美国政治、世界政治和 “美国与世界 ”关系的要害，因此在美国政治学界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堪称理解美国现实政治的理想窗口。

回首亨廷顿身后的动荡世界，人们仍能感受其思考的敏锐。他对 “我们是谁 ”的追问告诉人们， “文明冲突战 ”早已在美国国内打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回应这个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思想路线是亨廷顿而非班农奠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更像是受到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二○○四年）的启发。

一、美国存在国家认同危机吗？

《我们是谁》的主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文明冲突演化成为美国的文化内战，激化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因为随着经济、文化、技术和政治的全球化，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九一一事件 ”也让美国人同仇敌忾，美国的国家认同并无危机可言。亨廷顿反驳道，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下述残酷的现实：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跨国身份、世界公民的兴起，没有扩大交流反而将人们推向封闭，人们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建立在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的本土性上，不少国家的意识形态重新宗教化，西方世界的国家认同出现伊斯兰化趋势，很多原本固若金汤的现代国家遭遇分离主义挑战，经济全球化与认同本土化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并存的，国家认同危机已经变成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

亨廷顿坦言，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且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国家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在不同环境下时强时弱或重或轻，需要时时悉心维护。在美国历史上，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才建构出来的，既要克服州县、市镇这些地域性的身份认同，也要克服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之类种族性的身份认同，还要克服围绕性别、堕胎、同性恋等问题形成的文化性的身份认同，这些地域、种族和文化认同都曾经高于国家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在战火中锤炼的。一七七六年建国后的百余年里，美国没有国史，只有各邦、各州地方史。一八九八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南北和解，美国才有了真正的国史，爱国主义才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国家认同才一路高歌直至在 “二战 ”助力下达到巅峰，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最强烈的国家。但是，好景不长，美国的国家认同盛极而衰，一九六五至二○○四年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之为美国、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独特性备受蚕食，美国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失去同化能力，将国家认同推入险境。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大国的兴衰更替是自然而然的。当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分界线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事实上无力承担帝国主义的重负，无法以单极力量维系全球影响力，必须正视国家认同危机并调整内外战略。如果不追问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不直面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因应之道，一旦美国面临比“九一一事件 ”更大的内外挑战，就很难避免类似斯巴达崩溃、罗马帝国灭亡、英殖民帝国瓦解、苏联解体、不列颠联合王国衰败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