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剑

想象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富饶到纷乱、落后的转变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西方人逐渐兴起的对于东方地理图景与历史遗迹的博物学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近代对于东方世界的考察与探险活动，并衍生出诸多神奇的故事。当然，在这些行动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认识论层面的巨大关联。对此，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实际上跟西方一样，都具有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也正是这种历史与传统，使得东方能够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事物而存在，并使西方的存在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衬着对方。可以说，作为一种时刻存在的、对于自身的某种补偿式印象，西方的东方想象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文化书写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与传统，影响着西方民众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未来的想象，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满大人 ”（Mandarin）、黄种人及其关于中国的歧视性称谓，作为生成于近代的刻板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又重新浮现，让人无法轻视。

关于 “满大人 ”的故事，在如今往往跟大众传媒有关，比如近期正在拍摄的、据称由梁朝伟饰演反派 “满大人 ”一角的漫威新电影《尚气》。但在历史上，除了最早传入西方世界时所具有的某种文化——语言学解读之外，“满大人 ”还常常跟西方贤哲的哲学式发问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而言，这种哲学式发问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更带有近代西方道德文化的烙印。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这样问过他的读者，如果不离开巴黎，仅仅凭借意念就可以杀死远在中国的一个年迈的满大人，并由此一夜暴富，他们会怎么做呢？后来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则进一步复述了这个命题。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艰难抉择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实际上有其欧洲原型，这就类似于巴尔扎克在《阿涅特与罪犯》中所提到的 “新荷兰 ”那样，在那里，“你如果仅仅凭借眼神就可以杀死一位行将就木的人儿，而且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这种场景，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是赤裸裸的诱惑，而随着 “新荷兰 ”这片让人觉得近在咫尺、会留下歉疚感的地方，变成一个叫作 “中国 ”的遥远东方国度，那么，因为不需要为远方的罪行负责，于是，这种诱惑就变得更大了。果不其然，在巴尔扎克的另一部小说《高老头》里面，拉斯蒂涅就一口气杀死了三十三个满大人。

在一八八 ○年的时候，葡萄牙作家盖罗斯曾在报纸上连载过一部直接题名为《满大人》的小说，同样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但这时的欧洲，对中国的兴趣早已消退，小说满足的更多的是欧洲社会内部的道德训诫需求。在书中，主人公特奥多罗是一名十分普通的政府小抄写员，但心里却蠢蠢欲动。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家里，翻到一本旧书，里面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位非常富有的 “满大人 ”，他只要摇动书边的铃铛，就能将 “满大人 ”杀死，并获得其丰厚的家产。就在这个时候，魔鬼出现在他的身旁，诱惑着他。最终，抵挡不住这一诱惑，特奥多罗摇动了那个铃铛，杀死了这位 “满大人 ”，从此过上了奢靡无度的生活。但是，真实的生活远非这般美好，那个因他而死去的 “满大人 ”的幽灵，总是如影随形。为了脱身，他决定前往遥远的中国，去寻找这位 “满大人 ”的家人，将部分财产奉还，以祈求这一幽灵不再纠缠，却始终无法如愿。最后，他不得不回到里斯本，挣扎着度过残生。在弥留之际，他最终悔悟道，还是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更为重要。但是，那种来自魔鬼的诱惑，在当时的欧洲，难道还少么？